马里奥.曼库索（MarioMancuso）于2007至2009年期间担任美国商务部负责工业与安全事务的副部长。任职期间，他曾就美国针对中国的出口管制政策做出改革，规定了对非敏感的且可广泛获取的美国商业技术向中国出口的相关程序。同时，他还曾签署了中美高科技合作关系的备忘录，并组织了中美高科技和战略贸易工作组等。 今年6月，曼库索加入艾金?岗波律师事务所华盛顿办事处，任国际业务合伙人。他将主要从事国际公司法务、政策和监管等方面的业务，与中国相关的业务也是其侧重点之一。

　　6月18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以4?2的投票结果对中国乘用车及轻卡车轮胎特保案做出肯定性损害裁决，认定中国轮胎产品进口的大量增加，对美国国内产业造成了严重冲击。这是奥巴马时代中美贸易的第一案，也使很多人猜测今后美国对华贸易的政策究竟指向何方。

　　此前，中国方面发生的最大变化在于对外投资步伐的加快。据商务部统计，2008年我国对外投资达到521.5亿美元，比上年剧增96.7%。其中海外并购投资205亿美元，比2002年的2亿美元增加了100倍。但巨额的投资背后，并购屡经折戟，尤其近段时间来发生的上汽双龙案、中铝力拓案等，令中国反思“走出去”的步伐是否太过鲁莽？据悉，2008年我国企业海外并购的损失总共达到2000亿元人民币左右，已超过了新增的并购规模。

　　日前，就中美贸易和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相关事宜，记者采访了曾任美国商务部副部长、现任艾金?岗波律师事务所国际业务合伙人的马里奥?曼库索。

　　记者：您觉得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美之间的贸易发生了什么变化？您怎样看待这些变化？

　　马里奥?曼库索：在许多方面，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凸显了中美双边关系存在的某些缺陷，但与此同时也愈发表明这种关系的重要性。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美国长期处于贸易逆差的境地，中国需要提振其国内的消费能力，在经济形势不好的时候，两国内部都会传出贸易保护主义的声音。与此同时，危机也向我们揭示出一系列重要的事实：两个国家的经济命运是相互关联的，来自任何一方的贸易保护措施都只能使事情变得更糟；摆脱危机速度最快、最可靠的办法的是支持全球贸易实现更大程度的一体化。经济相互依存性这一重要认知已经转化为现实，而不再仅仅是大家所接受的一种说法。我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观念变化。问题在于，这一认识上的提高能在何种程度上对政治和政策进程产生持续的影响。

　　记者：就您的观察，现阶段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如何改善这样的局面？

　　马里奥?曼库索：首先，中美两国在贸易问题上的确存在一些意见分歧，对此我们无需大惊小怪。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大国和有着重要影响的国家，双方的关系涉及到世界1/4人口的福祉，不可避免地会在某些问题上有不同的观点和立场。在这一背景下，至关重要的是，我们需要通过系统的、坦率的和建设性的方式来应对面临的任何问题。

　　对美国而言，汇率问题非常重要，主要是因为它涉及到其他一些受关注的领域，如不断扩大的贸易不平衡问题，中国的非市场经济地位，和其他非关税贸易壁垒。美国关注的其他问题还包括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执法力度，以及食品卫生和动植物检疫措施的执行情况等。中国所关注的领域，在我看来，包括美国政府的出口管制政策以及对外国直接投资监管等问题。由于我在美国政府任职期间曾广泛参与投资监管方面的事务，因此对于中国关心的这两个问题我还是有发言权的。

　　尽管中美两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分歧，但双方都有着通过坦率和建设性对话解决或控制彼此分歧的悠久历史。我本人曾多次参加中美商贸联委会（JCCT）和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现在更名为“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因此有机会亲身体会到这一点。根据我的亲身经历，我认为推动双方向前迈进的最佳方式是保持彼此的对话，定期就战略性议题展开坦率和建设性的对话，时刻铭记双方的共同利益，尤其在彼此分歧看上去难以弥合的情况下就更应当如此。我虽然已不在政府工作，但仍然参与有关政策事务，而且还将继续以一个普通公民的身份为推动中美两国建设性关系贡献力量。

　　记者：目前有消息称商务部正在考虑推出出口全退税政策，以达到为企业减负的目的。您怎样看待这项政策？

　　马里奥?曼库索：从6月1日起，中国提高了许多产品出口增值税退税率，部分产品高达17个百分点。根据中国目前的出口关税政策，最高税率即为17%，因此此举等于是对某些出口产品实行了零关税。如果出口退税率超过了原来征收的关税税率，则意味着实行出口补贴，而这将违反中国在世贸组织内承担的义务。只要中国继续执行目前的政策，保持其退税率不超过原有的税率标准，那么中国所做的一切就无可指摘，中国可以根据如何使自身利益最大化来做出决定。

　　提高出口退税率目的是为了应对出口下滑的局面，其根源在于目前的金融危机和由此导致中国出口市场上对于许多产品的需求萎缩。中国采取这样的应对措施，是考虑到如果将某些关键产品（例如钢铁）的出口税负剔除，会有助于提高这些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并挽回失去的市场份额。

　　这种基于经济层面的考虑是完全合理的，但并非毫无风险。首先，中国的一些贸易伙伴认为此举会对其国内相关行业构成威胁，并准备相应提高进口关税。例如，印度就建议提高关税以抵消中国钢铁产品享受的出口退税。如果提高关税的措施得到落实，其结果将是中国钢铁的进口商仍将承担更高的价格，但额外增加的这部分收入将落入印度政府手中，中国政府并不会得到任何好处。另一个风险是，国际市场对这类产品的需求并没有恢复，即便其价格目前处于低位。在此情形下，中国的有关行业将不会得到什么明显的好处，而且政府也将失去一个收入来源。

　　记者：对中铝力拓案有何见解？您觉得导致中铝注资力拓受挫的主要原因是什么？联想到此前中海油收购优尼科的失败案例，中国企业在海外并购中为何总是难以如愿？

　　马里奥?曼库索：我对于中铝并购力拓案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见解，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对此项交易的了解完全来自于媒体的报道或在政府及业内的同事们提供的信息。但你提出的这个问题的确牵扯到另一个需要中国企业在进行海外投资时注意的方面：即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经常会以国家安全方面的理由对外国直接投资加以管控。

　　无论中国、美国或者任何其他国家，都完全有权基于国家安全的理由对来自国外的直接投资进行监管。但是，就每一起个案而言，审查的唯一标准只能是国家安全因素，而非任何其他考虑。同时，审查过程应当具有合理的客观性，对情况类似的当事方应当一视同仁，而且应当在国家安全审查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简化程序并公开透明。

　　2007至2009年，我作为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审核小组的高级成员，从国家安全和经济政策的角度对大约200件外国直接投资项目进行评估。在此期间，我还担任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CFIUS咨询委员会特邀代表。回顾这些经历，我觉得其中有两个方面切合你提出的这个问题：首先，即便拿一年前的情况来比较，如今的CFIUS审核程序也已经变得更加合理和高效（很大程度上与美国政府在去年秋天推出的新条例有关）。其次，我们要拿出在战略和战术上都切实可行的办法来应对相关的审查过程。我坚信，只要中国企业能够以正确的方法来应对，就一定会在今后取得更多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