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源： |
第一财经日报 |
发布时间： |
2009年06月22日 10:04 |
作者： |
向松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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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的全球金融危机是中国的战略拐点。它意味着我们必须站在全球的高度，全面总结金融危机的根源和教训，总结中国过去30年的成功经验和不足，并以此为基础，制定中国“十二五”规划，以及未来更长时期的发展战略。
所谓战略拐点，核心是中国需要制定一个面向未来的总体金融战略，包括对内和对外两个层面。有很多问题，比如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香港金融中心定位、港币的前途、国内金融体制放开、中国金融机构走出去和国际化、人民币区域化和国际化、资本项目开放，乃至如何创造一个刺激内需的长效机制，如何推动自主创新和科学发展，都必须依靠本国金融业的全面发展和创新，都需要将这些问题放到总体金融战略上来加以考虑。这也是“十二五”乃至未来更长时间中国整体金融战略的一个基本架构。
关于未来金融大势的四个基本判断
其一，国际货币体系将进入“战国时代”，美元仍将是全球主要储备货币。
“十二五”规划时期乃至未来20~30年，美元本位制所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必将迎来深刻变革。国际货币体系将逐渐演变为一个寡头竞争、类似“战国时代”的货币体系。美元地位将相对下降，欧元、人民币、日元、俄罗斯卢布、印度卢比等其他主要货币之地位将相对上升。不过要明确的是，美元地位会下降，但基于美国科技、经济、军事实力和政治稳定度，美元将不会像一些评论者所声称的那样“彻底崩溃或破产”。
当前，金融危机刺激世界许多国家，尤其是大国，都在深入思考本国的货币战略和国际金融战略。前不久俄罗斯高调举行圣彼得堡论坛，中心议题是俄罗斯卢布的前途，俄罗斯希望构造一个卢布货币区。刚刚结束的“金砖四国”峰会重点讨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这非常值得我们深思。
其二，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将愈演愈烈，世界金融中心格局将逐渐向亚洲，尤其是中国转移。
我国政府决定全力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世界对此高度关注，甚至可以说警惕。国际金融中心对国际金融和货币秩序、对国际经济秩序具有深远的影响。一国拥有国际金融中心，乃是其综合国力强大的象征。
对于中国而言，如果我们采取正确的战略和策略，上海和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非常有可能迅速崛起，成为仅次于纽约、伦敦的第三大和第四大国际金融中心，甚至位居更重要地位。
无论从经济规模，还是从劳力、资金、贸易整合角度观察，香港、上海所在的地区最有条件构成一个庞大的货币区。香港、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也将与人民币的区域化和国际化直接相关。
其三，未来数年，发达国家经济体将陷入低速增长，出现“滞胀”的可能性不容低估。
最近数年，甚至直到我国“十二五”规划时期，欧、美、日等发达经济体将长期处于低速增长，欧洲和日本尤其如此。而由于主要大国（尤其是美国）毫无节制的货币扩张和财政赤字，加上美国的巨额外债和国际收支逆差，发达经济体出现通胀的可能性绝对不容低估。
对于“十二五”规划期间的中国来说，假若全球经济尤其是发达经济体一直缓慢增长，甚至出现“滞胀”，将是非常不利的。一方面出口将长期萎缩，另一方面通胀造成的大宗商品价格暴涨将大幅度提升中国经济的资源进口成本，造成中国严重的通胀压力。出口持续萎缩和进口通胀压力，将是未来国际经济环境最困难的两个方面。中国必须未雨绸缪。
其四，金融危机触发全球产业大规模地分化、整合和转移。
金融危机将导致全球许多产业产生大规模、大范围的分化、整合和转移，包括金融业和制造业等很多产业，汽车行业的全球分化和整合仅仅是个开始。新一波全球产业分化和整合浪潮已经“波涛汹涌”。
发达国家很多产业还是会继续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十二五”规划时期，能否将全球产业的分化、整合和转移，与中国的产业政策、自主创新和科学发展有机结合起来。最近中铝集团入股力拓失败，民营企业收购悍马公司引发激烈争论，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产业未来发展的基本困境。
美国奥巴马政府的基本国策，是在未来的5到10年之内，重点推动三大类产业发展，来启动美国经济新一波的高速增长。即清洁能源或新能源、生命科学或生物科技以及以航天和航空科技为代表的军事科技领域。三大领域的主要竞争者主要是日本和欧洲。三大产业取得成功，又将深刻影响世界产业布局。中国也必须提前制定相应战略和策略。
四大战略应对全球变局
危机创造机遇，机遇需要战略。
中国过去30年高速增长赖以实现的许多关键战略和策略，已经不可持续，需要根本变革。一是对出口的过度依赖；二是“以市场换技术”策略的失败；三是“重税收、轻金融”没有根本改变；四是区域经济过度偏重沿海，中西部经济发展依然严重滞后；五是人口政策面临根本调整压力。
“十二五”规划和未来长期战略必须围绕上述五个重大问题展开。考虑到未来国际经济金融层面的重大变化，以及中国国内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笔者认为，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需要在“十二五”规划中着重考虑。
其一，降低对出口的依赖，就必须建立一个刺激内需的长效机制。
刺激内需首先主要依靠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必须对税收体制和收入分配结构进行改革，努力缩小收入差距。其次是建立全方位社会保障体系。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刺激内需的长效机制必须依靠现代金融服务的普及。
没有现代金融或信用手段的帮助，刺激内需长效机制很难建立。据有关研究机构统计分析：13亿中国人民，真正享受现代金融服务之比例低于10%，好些人有个银行户头、存款取款，却没有享受任何金融服务。或许，美国的信用消费或超前消费严重过度，中国却是严重不足。
其二，“以市场换技术”战略的失败，迫使我们痛定思痛，坚定立足自主创新，但是自主创新必须有明确坚定的产业政策为支点。
过去30年以来，中国产业政策的思维和意识似乎逐渐淡薄，或者虽然有明确的产业政策，却没有得到坚决贯彻执行。汽车产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依然没有跃居世界汽车产业技术的前列，尽管我们是全球最大的汽车潜在市场。
依照产能计算，我国许多产业位居世界冠军和亚军之位，却没有主导世界市场和价格之能力，钢铁和铁矿石就是一个显例。原因究竟是什么？就是缺乏明确的产业政策，从而导致很少有产业的技术能力和品牌实力能够称霸世界。
以坚定明确的国家意志，强力扶持某些重点产业的技术进步，努力提升重点产业跃居全球领袖地位，是世界大国产业复兴的共同经验。美国对军事工业和其他战略产业的扶持历来如此；欧洲对空中客车的支持也是。而战后日本和韩国的现代产业政策则是最经典案例。
没有明确坚定的产业政策，就谈不上自主创新。自主创新的关键动力是企业之间的自由竞争。一方面，中国必须高度警惕外国资本以各种形式控制中国产业和企业，另一方面，却一定要鼓励中国民营资本或私人资本参与所有产业的竞争。
体现国家意志的产业政策并不是非要国有企业来执行，应该允许民营资本和国有资本在所有产业领域公平竞争。这就需要进一步放松产业管制和准入门槛。
其三，必须尽快改变“重税收、轻金融”之思维，加速金融对内放开的步伐刻不容缓。
所谓依靠市场发挥配置资源的主要功能，核心是依靠金融市场。中国的经济传统历来是“重税收、轻金融”，与英美“重金融、轻税收”的传统正好相反。西方国家凭借金融的力量可以非常有效地让全球资源为之服务，它们通过金融工具控制全球的资源。
金融危机教育我们，不掌握一般购买力的创造，就不能参与和分享国际一般购买力，终究要吃大亏。
不必过度担心向民营资本和私人资本大幅度开放金融行业。美国最高峰时期，全国有3万多家银行，百多年风雨洗刷和改革变迁，至今还有7000多家银行。
我们的习惯思维，总以为金融对私人资本和民间资本放开，那些开银行的私人老板就会乱集资或携款潜逃，将风险留给政府。其实中国历史上有非常好的守信用传统，山西票号和浙江钱庄完全是民间金融，信用极佳。为什么金融对内放开就不能相信私人资本、民间资本呢？
实际上，整个国家的金融行业全部掌控在少数几家国有银行和国有金融机构手上，风险往往更大。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国国有银行坏账比例超过40%，坏账总额高达数万亿。最后是依靠两条途径来解决：一是将坏账剥离出去，拿财政资金为国有金融机构补充资本金；二是刻意压低居民储户的存款利率，扩大贷存款利差，让国有银行舒服赚钱来填补“坏账窟窿”。今后要是国有银行再次出现“巨额坏账”，可能还是要照此办理。这是真正的隐形金融危机，其损失丝毫不会低于今日的“金融海啸”，只是没有那么吸引眼球罢了。前几年，好些国有证券公司因胡乱经营，纷纷陷入破产，最后不也是各级政府拿财政资金填补“窟窿”吗？
与其如此，还不如对私人资本全面开放金融行业，才是振兴我国金融的正确方向。没有国内金融业的对内放开和充分竞争，也不可能真正建设中国的国际金融中心。
其四，金融对外开放战略应该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为核心，构建“大中华货币区”可能是最现实的选择。
我国的对外金融战略，最重要和最迫切的就是要积极参与国际金融和货币秩序的重建。胡锦涛主席在去年11月的华盛顿G20峰会、今年4月的伦敦G20峰会和刚刚结束的“金砖四国峰会”上，始终倡导建立多元化国际货币体系，始终强调未来的国际货币体系必须是公正、公平、包容、有序的体系，必须是稳定、可预期、多元化的体系，这是高瞻远瞩的正确判断。
易言之，目前的国际货币体系是一个不公正、不公平、不包容、不有序的体系，是一个不稳定、难以预期和霸权式的体系。
如何改变这个货币体系呢？有人建议将IMF的特别提款权提升为国际储备货币或超主权储备货币，将IMF提升为“准世界中央银行”。然而，此建议并不具备实际操作性。对中国而言，最可行的途径就是贯彻胡锦涛主席的多元国际货币体系主张。
这其中的核心战略就是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人民币的国际化是多元化国际货币体系最重大的步骤。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香港金融中心的定位、未来港币的前途，必须与人民币国际化之现实步伐通盘考虑。人民币国际化战略应该成为“十二五”规划最重要的内容之一。
我建议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步骤，首先是创建“大中华货币区”，再过渡到整个东南亚货币区，第三步可以扩展到其他国家，譬如有可能扩展到澳大利亚、韩国、中亚国家。大中华地区、大中华和东南亚地区之间，贸易、资金和劳动力整合程度已经相当高，已经具备构建货币区最重要的条件。中国已经有能力作为中心国家来构建货币区。当然，三个步骤不是截然分开，而是相辅相成。
（作者系华中科技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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