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属于保罗·克鲁格曼的一周。

　　这位2008年底刚刚独揽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鬼才”，来到中国后的行程马不停蹄。第一天上央视著名《对话》栏目，次日分别在北京某高星级酒店和北大开讲，第三天又在上海的酒店和大学各讲一场，紧接着又飞广州。不过，有追随大师行程连听数场的听众发现，怎么几场演讲的内容如出一辙？

　　有人说，这不足为奇，譬如学校里的老师，准备了一个课程的教案，也要重复给几个班的学生上几遍。然而，这是一个带有商业性质的巡回演讲，有的入场券最高价达数万元，让你不得不感叹这位经济大师吸金有道。当然，这是一个信息化的时代，当北京演讲的内容大篇幅在网络上刊载后，第二天的上海听众确已得不到更多新鲜的信息量了。

　　或许，我们不该过于苛责克鲁格曼，商业演讲当然要讲劳动报酬，更何况他是实至名归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从某种角度来说，其学术成就还是与商业价值相匹配的。

　　我想说的是，在中国，享受追星待遇、出场费明码标价且连日看涨的经济学家们并非少数。归根结底，这是市场的需求，是听众对思想和知识的渴望，推高了经济学家们演讲的价值。尤其是在全球经济衰退、个人资产缩水的情况下，很多人都期望得到真正有水平的经济学家的指点迷津。

　　这种公众的需求，以及经济学家本人的价值，也在被另一些人所开发利用。近年来，应运而生了一些经济学家的经纪人、公关公司，他们把学者的演讲当作商业活动来运作，包装、提价、营销，最后分利，导致演讲价格水涨船高，因为中间又多了一层胃口不小的利益截获者。在这种新兴的商业运作模式下，经济学家的公共知识分子形象逐渐丧失，取而代之的是“某某之父”、“某某之神”、“大预言家”等浸透商业气息的包装外衣。

　　殊不知，过度开发经济学家们的商业价值的同时，也在挤压着他们个人在专业领域深研的时间，以及他们脱离相关利益、独立思考、建言献策的空间。拖着拉杆箱各地赶场，拿着同一份讲稿重复发言的那些经济学者，可以说是吸金有“道”，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如果不能带来新的有价值的观点和信息，光靠商业运作炒高的个人价值，终将成为明日的泡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