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源： |
南方周末 |
发布时间： |
2009年03月19日 17:59 |
作者： |
孙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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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内局外 身后身先
看来喜儿现在必须开始消费她自己的劳作了。当绝大多数国民都跨过了生存以上的消费实力的“坎”，中国才能遏制出口的饥渴
在退潮之后，可以看到的不单是谁在裸泳，还能看到曝露出来的暗礁。
上期我们谈到，在世界格局的博弈中靠的是顶级人才，而中国最缺的恰是这类有历史眼光、有终极关怀、有专业训练、不受意识形态的羁绊又善于学习应变的复合人才。为此，要尽早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区分“官”、“僚”、“吏”的不同轨道。
无论对大国有企业、大银行等的主管、大学校长、重要研究和行政机构的主任等等骨干人才，这都极为重要。这些“僚”和“吏”，即所谓的“事务官”，只有得到足够的尊重和奖酬后，才会把专业生涯当作自己的终身事业，而不再心神不定，老想和“政务官”攀比，仅仅把目前的工作看成进阶的跳板。
“以人文本”在这场金融和经济危机带来的契机中，当然还有其更广泛的意义。把人作为宗旨的发展价值观提出来已经很久了，然而在四万亿的救市方案里，似乎尚未提出相关的有力措施。审视其中原因，把“增长”简单地理解成“发展”的扭曲恐怕仍旧是个主要因素。
首先，国际间良性互动的格局将不复存在。奥巴马的刺激方案的一个附加条款“购买美国货”，在国会压倒性的支持下通过，强烈反映出美国民意。再如法国政府，对雷诺、标致汽车公司的救助甚至直截了当地指令，解雇员工只能在国外进行。事实上，各国的救市政策也正是以维持就业为首要目标，救市的效果也以能否降低失业率为判别。
这对中国继续靠出口的模式构成极大的制约。去年底以来出口滑坡的幅度显著，估计将持续扩大。这种局面很可能是根本性改变的前兆，出路当然是一直在说的——“提升和扩大内需”。但说来容易落实难，至少，在第一波四万亿的振兴支出分配上，尚未清晰看到有哪些是针对国内需求的结构性变革，从而能产生持续的内需效应的。比如说，在支出项目核准和优先排序上，有没有把它们对就业的影响作为主要的评判标准？
这次危机搞得人仰马翻，在纷攘之中，还是有一些明眼人指出，中国面临的困难本质上和发达国家的不同。让我们再次回到七十年前的美国。当时的美国已是世界经济的首强，体制、政策、资源组合使它的生产力有了惊人的扩张，然而基本民众的收入还在一两千美元的水平徘徊，无法消化巨大的规模生产的成果。广大民众若是只能得过且过，没有能力消费“耐用品”，如汽车、大件家用电器、住房等等，大规模、高效率的生产就无法继续。“需求不足”成为“大萧条”的深层成因。
一个经常被引用的例子是，当时一个工人的日薪在1到2美元，而福特的T型大众车价格是500到750美元，尽管福特公司“破天荒”地把日薪提到5美元，都没法提高销售。当私人企业主“心里的手”不再能合成“上帝的手”来协调市场运转时，罗斯福的新政就来“替天行道”，成为新的上帝之手。
我国目前的发展和收入水平和大萧条前夕的美国相当接近：人均3000美元出头，温饱基本有余；在国内的实际购买力，按世界银行的标准，则超过了6000美元。不过这和每个国民都有6000美元的消费能力，全不是一回事。
几乎所有在华经营的跨国企业都认识到，13亿中国人，消费它们产品的有效市场规模不过3到4亿而已。这里简单用几个宏观数据来说明。开放以来的1978-2007年间，剔除物价因素，GDP增长了约十五倍，城镇居民的人均纯收入增长了9倍，农村居民则增长了不到7倍。也就是，8亿以上的人口其收入在三十年间的增长速度不到整个国民收入的一半，而占优势的城镇居民，收入增长率也仅及GDP的60%。再来看GDP的构成，居民的收入只占45%。只需粗略计算，一个典型的打工妹，她一个月（12小时×28天）的产出价值要大大超出她1500元左右的月薪，这个差距乘以3亿，我们就不难理解，内需为什么会惊人的不足。
这在任何国家都极罕见，尤其是像我们这样一个超大的发展中国家，就更难以想象了。矛盾以前没有突显，是因为我们的产能有一半以上是在国外尤其是美、欧消化掉的。本次市场崩塌，发达国家不能再继续“透支消费”，而由于就业矛盾尖锐，它们也不愿再这么干下去了。
看来喜儿现在必须开始消费她自己的劳作了。人们单凭常识就明白，理应如此；同时历史的经济分析也告诉我们，这个转型完全可行，而在其过程中央政府必须扮演关键的角色。
怎样从基础结构来提升内需消费，是一个大题目，从经济的有效发展到社会的公平和谐，都值得进行系列的深入讨论。限于篇幅，在此我们仅就如何提升人——生产者+消费者——的素质、技能和机会提出一些看法。
在危机的响应中，中央政府在人力素质投入上要有通盘的大举措。教育投资虽说回报有4-9倍，但在各国，无论发达与否，从未成为过盈利的生意。它显然是一种公共产品，须由政府主导经营。事实上，教育在重新平衡机会和资源上，是社会最重要的杠杆。
出路之一，购买美国的教育服务——其高等教育无疑仍是顶尖的。方法是给予可造就的学子赠款或无息贷款，资助他们到美国进行本科以上的深造。购买美国教育来代替消化年收益仅2.9%的美国国债，可降低美元资产的人民币价值贬损，且容易为对方接受。
出路之二，大规模展开流动农民工的技能和素质培训，大部分由中央政府直接补贴，包括学杂费+薪资方面的补助。目前是个好时机，在开工不足的情况下容易得到工人、雇主和地方机构的配合。培训工作技能的课程要务实，旨在增加其市场选择和竞争力。职业培训课程的成功经验可取法德国。
出路之三，向广大农村地区的中、小学生免费提供营养保证的餐点。
出路之四，设法提供农村地区个人小生意的启动贷款。由于风险可观，这不能理解成单纯的市场行为让商业机构来承担。政府得能想透彻，即便收不到还贷，钱也留存在民间成为其他国民的收益，条件是贷款者确实经过了创业的拼搏。
出路之五，增加农村地区居民的消费信贷。这种准市场业务，要靠公共基金作支撑担保，只有政府不太计较一时的亏损，营利机构才不会虚与委蛇。农村消费信贷的目的在于，帮助初入小康的人扩大消费耐用品的能力。当绝大多数国民都跨过了生存以上的消费实力的“坎”，中国才能遏制出口的饥渴。
思路还有许多。在伸展内需市场，使它更平坦一点的努力中，我们发觉“户籍”是一个制度性“暗礁”，它束缚着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例如，我在访问广东一个出口导向的城市时就曾发觉，该城统计就业率是以本市常住户口的170万人为分母的，然而地区的经济产值却是1200万名外来劳工共同干出来的（从当地1400多万个手机用户得知）。外来工不能进入视野，他们的就业和消费能力怎能得到应有的关注？再如，城市户籍人口中初中毕业后有67%能继续升学，并有16%的人达到大学及以上学历，而农村户籍人口中对应的比例分别只有27%和3%。总之，由户口制度加剧的两个割裂的市场——无论是劳力市场还是消费市场——的历史状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所幸的是，金融海啸造成的外部挑战终于给了我们压力来面对它。从积极的角度看问题，户籍制度的改革很可成为我们前进的动力，如同以前对土地制度的改革一样。和西方国家不一样，彼等在或接近“帕累多效率前沿面”上运作，要做的是“零和博弈”的抉择；而我们，在以前制度的严重缺失或扭曲的束缚下，却有制度建设的巨大空间。如果改制能够得法，我们实在大可再白吃一顿丰盛的“制度性午餐”！（待续）
（作者为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商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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