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源： |
上海金融报 |
发布时间： |
2009年02月20日 15:06 |
作者： |
陈子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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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全国各地许多城市都在发放消费券，有关人士认为，发放各种类型的消费券，也许并非是扩大内需、刺激经济的长久之计，但却被视作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和财政政策倾斜民生的积极信号
理论与实际的“鸿沟”
自2008年底“欧元之父”蒙代尔建议中国政府发放消费券后，作为货币代用品的消费券，究竟是不是一个对抗通缩的有效办法，成为时下最热门的话题。
此后，各地政府也相继推出了“试点性”的消费券发放政策。成都市民政局首先在去年12月向困难群众及优抚对象发放3791万元消费券；2009年1月，杭州、湖北、重庆等地也跟进，分别向特定群体发放1亿、4亿和2.5亿元红包支持春节市场；本月16日北京向本地居民发放2000多万乡村旅游消费券；本月17日广东也首发价值2000万的旅游消费券。
消费券真的能够带动内需，有效抵抗通缩吗？
这至少从经济学理论上解释得通。根据著名的费雪方程式，市场货币数量可由“MV=PQ”的形式表达。其中M表示货币供应量，V表示货币流通速度，Q表示一国当年全部最终产品的数量，P表示总价格（包括劳务）水平。其中，P与Q由市场机制决定，M与V则可通过货币或财政政策手段引导。
在经济衰退过程中，货币供应量由于大量定期化储蓄而大为减少，货币流通速度更由于银行吝于放贷以及商业活动萎缩而大幅降低。
支持消费券的一方认为，此举可以同时增加M与V，进而摆脱通缩困境。据蒙代尔计算，如果购物券在3个月之内消费，可以拉动中国经济差不多1.33万亿元，这相当于中国一个季度GDP的18%。还有观点认为，消费券既能刺激内需又能扶贫济困，可谓一举两得。
但事实远非如此理想。以国内最早发放消费券的成都为例。虽然消费券推出后，成都市内大卖场等处的营业额开始回升，且据成都市民政局相关官员透露，消费券已在去年12月31日前100%消费出去了，但消费券的使用，仍主要集中在大米、食用油、调料等方面。
这些本来就是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基本消费，短期销售额的增长只不过体现了消费券对人民币的挤出效应，实际上对市民消费拉动得很少。连当地官员也表示：“应该说客观上是达到了一些效果，但我们并不认为发放消费券对拉动内需有太大的作用。”
退一步来说，即使认可一元消费券能够拉动一元内需，3791万元的总额对当地庞大的GDP规模来说，也不过是沧海一粟。数据显示，成都2007年的GDP总额为3324.4亿元，消费券仅为其万分之一。再退一步，即使产生“乘数效应”（比如政府发放1元，受益人消费3元），也就是乘以10倍，但也仅是全年GDP的千分之一而已。
由此看来，针对部分困难群众发放的消费券，也不过是一场规模和形式大一些的“送温暖”活动。
全国普及不合适
帮贫脱困性质的消费券发放计划，作为社会保障体系的有效补充，往往能够得到民众的拥戴；但作为扩大内需之举，则被以往事实充分证明为失败之举。
日本政府是此举的始作俑者。日本曾于1999年支出6194亿日元实施“地域振兴券”，每人发放两万日元。但日本财政部的最终研究结果发现，56％的受访民众认为消费券“比减税更有拿到钱的感觉”；但因为消费券进行购买或增加购买量的仅占总金额的三分之一，仍有三分之二是没有发放消费券仍会进行的消费———只是持券人改由消费券支付，而将原本用于消费的现金又转为储蓄。该年日本境内因消费券推动的新增消费总额为2025亿日元，仅占名义GDP的0.04％。
于是有人提议，如果将消费券发放的对象扩大至全体公民，那么既能够提高刺激计划对于
GDP的贡献率，又能充分体现公平正义的原则。
但此举恐怕将导致更大的低效率。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指出，对于富裕阶层而言，由于边际消费倾向较低，消费券的发放有可能对其原有消费产生挤出和替代，总支出却并未因此而增加。而中低收入人群手中的消费券，却又会因其主要用于购买生活必需品的特点，进而不得不拉长消费时间，总支出增长缓慢。
而且，从货币理论上来看，向全民发放消费券无异于做“无用功”。
财经评论员马洪缦指出，如果是针对全民发行，比如按照蒙代尔的建议，给每个中国公民发100元，其实质就是央行人为的货币创造行为，也就是央行多印了1300亿元纸币并投放到经济运行中。货币滥发的结果会如何呢？那就是以物价的全面上涨抵消消费券所“创造”的账目需求，市场效用被彻底消弥。
再者，国内的地方财政制度特色，限制了全国统一实施标准化消费券的可能性。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是消费券的来源和保障，但全国各地政府的财政状况千差万别———如果政府财政有大量盈余，且预期财税收入大幅增长，发放消费券就是让富于民；如果政府财政拮据，像现在各地政府收入捉襟见肘，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了消化产能不得不发放消费券，其本质就是透支未来财富，让纳税者埋单；如果仍然不能拉动内需，那么就只能靠发债或者印钞解决问题，其本质是稀释全体国民的财富，损害未来的消费能力。
转型的开端
商务部副部长姜增伟在国新办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成都和杭州等地的做法“作为尝试或者一种临时的办法”是可以的。言下之意十分明确，消费券推进了两地的短期消费，但决非拉动内需的长久之计。
但业内人士认为，消费券作为“尝试性”手段，其积极意义在于是中国经济社会多个层面转型的开端。
从经济增长的方式来看，中国GDP增长长期过于依赖于出口。
权威数据显示，中国经济对外依存度高达60%，而西方国家平均处于20%的水平，这就使得中国成为“脆弱的经济大国”。而今年1月出口数据同比大幅下降17%，创下10多年来的最大跌幅，更是给中国提出了必须要转型为内需型社会的严峻课题。
消费券的发放被业内人士视作为建设“内需型社会”的切入点。正如深圳社科院的专家所言：“发放消费券虽然不能直接拉动
GDP，但却能体现政府鼓励消费的诱导作用，使其产生一定的市场乘数效应。”如台湾地区的消费券操作方法就有一定借鉴作用：为了争夺商机，岛内商场规定只要使用消费券就有优惠，那么每位民众手中的9张消费券每次只用一张，就能在不同商场享受9次优惠。这样一来，台当局发放的829亿元新台币消费券，最后能实现2000亿元新台币的民间消费，让台湾的经济增长率增加0.66%到1%。
再者，发放消费券是我国财政政策向让惠于民、倾斜民生转变的端倪，并且由于这一转变，社会的经济资源将得到更加有效的配置。
财经评论员叶檀撰文指出，相比政府完全主导的积极财政政策，发放消费券与减税是一大进步。消费券的本意是拉动民间消费，而积极财政政策是政府消费，进行基础建设扩张，虽然在短期内可以拉动投资，但未免失之偏颇。现在从中央到地方政府，积极财政政策的项目集中于基建，可以拉动的行业不多，集中在水泥、钢铁、有色金属等领域；可以拉动的企业不多，主要是目前产值快速下滑的央企等大型国企；可以带动的就业人数不多，我国绝大部分新增就业人口集中于民企。
相比而言，如果政府大量发行消费券，由民间自主消费，可以全面拉升企业产能，而不会给央企吃独食。
消费券的另一重要功能是给出明确的市场信号。大部分消费者购买的是什么产品，市场缺乏什么一目了然，企业可以据此制订生产计划，可以损有余而补不足，不至于出现由政府拍脑袋扶持，进而产生下一轮严重产能过剩的后果。资源错配是我国经济结构的命门。
解决后顾之忧
凯恩斯的消费理论认为，人们的消费欲望不仅取决于当期收入的变化，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未来长期收入的变化。
事实也证明，消费券不过是针对当下危机的应急举措，其派发行为的持续性根本无法得到长期的政策保证。
业内专家将影响消费的因素分为四个层次。
第一层是消费能力，即你有没有钱，有没有稳定的工作。
第二层是消费意愿，即你敢不敢花钱，愿不愿花钱。如果你考虑到孩子要上学，老了要养老，又怕生病后看不起病，还得买房子，交按揭，那当然不敢去消费了。
第三层是消费对象，就是消费品和服务的质量，比如牛奶出了问题，很多人就不敢买牛奶了。
第四层是消费环境，比如买得起车却开不起车，因为开车出门收费成本太高。
从上述四个影响消费的因素来看，发放消费券显然只能暂时解决消费能力的问题。在不考虑后三个因素的前提下，只有一个办法能让消费券起到刺激消费的作用，那就是像发工资那样，政府每月发给民众一定数额的消费券。这相当于提高收入，但这显然是政府做不到的。
在宏观经济突然下滑的紧急时刻，出台消费券等短期刺激政策是可以理解的；但长期来看，解决民众的后顾之忧，才是提振经济、扩大内需的根本解决之道。
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学家王庆指出，刺激消费要从根本入手。国内消费有可能减少是因为信心不足，工作前景不好，工资上涨幅度预期有限，因此创造工作岗位，提高工资才是刺激消费的根本。瑞银董事总经理浦永灏也表示，消费券只能在短期内发挥有限的作用，创造就业机会才是百姓期待的更大惊喜。
此外，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例，及建立完善的医疗、卫生、失业、养老、住房等社会保障体系，也是扩大内需的长久之计。姜增伟在就消费券问题表态的同时向公众透露，“中国政府现在两项重大举措将对我们的消费产生积极的作用，一个是医改，现在正在完善，准备要出台；另外一个是教改，正在征求意见。如果这两项重要措施出台，我认为对中国的市场消费，特别是农村消费将产生积极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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