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一方面受到国际经济环境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经济结构性调整的必然过程。如何判断中国当前的经济形势？中国正在进行的结构性调整会面临怎样的风险？中国的宏观政策如何在防风险与调结构间取得平衡？就这些问题，经济观察报对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首席经济师祝宝良进行了专访。

　　经济观察报：目前的经济数据喜忧参半，宏观政策开始密集调整，如何判断当前的中国经济形势？

　　祝宝良：2015年GDP增速6.9%，完成了年初设定的经济增长目标，同时就业和物价这两项指标表现平稳，成绩来之不易。总体经济稳中有进，稳中有好，经济在合理区间运行。

　　经济观察报：当前经济运行中的主要风险是什么？

　　祝宝良：目前存在结构性通缩风险的压力，甚至有滞涨的风险。过去谈通胀，主要是看CPI，但后来仅看CPI指数不够全面，应该再加上GDP缩减指数，以及资产价格。再后来，随着金融的发展，还要把价格因素考虑进去，不能只盯着流量，还要看存量价格。从存量来看，过去一段时间，股票市场在涨，债券市场在涨，房地产价格也在涨，但是从流量来看，资金呈现的是流出。资产价格上涨，但资金整体偏紧，这就导致了对经济基本判断上的分歧。按照凯恩斯的经济学理论，现在应该是“滞”，而且存在局部通缩的可能，对应的政策就应该是增加货币供给。但尝试之后证明这条道路行不通，还是需要回过头来进行结构性改革。

　　目前结构性通缩的压力是存在的，而不是全面通缩，全面通缩那就是周期性问题，而现在应该是结构性问题，要做的是结构性改革。短期的风险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前面说的局部通缩风险，2016年的CPI会在1.5%左右，PPI上涨的可能性不大，但下跌的幅度会有所收窄，工业领域的通缩还没有扭转过来；另一个风险是金融波动。

　　经济观察报：近期央行利用不同的方式放松货币，这对于2016年中国的货币政策来说是否会成为常态？

　　祝宝良：有一个现象值得关注，拆借市场利率快速升高，1月香港银行间拆借成本创新高，在岸市场也跟着上涨，债市风险概率上升。这个时候需要通过货币政策来释放流动性，但又需要给市场一个信号：既没有大规模扩张货币，也不会让人民币汇率大幅波动。因此，近期部分政策是为了防范金融风险，接下来整体的政策重点还是会回到结构性改革上来。在G20会议上，各国央行还希望能够协调货币政策，不能各自为政，搞货币竞争，现在应该尽力稳住货币政策。

　　经济观察报：房地产仍然对中国经济有着不小影响，在过去一年中，各级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松绑政策，以及降息、贷款首付比例下调。房地产政策的放松是否意味着，接下来的宏观调控政策会更多地倾向于拉动经济？

　　祝宝良：房地产的这些小政策的作用不会太大，降首付比例这类调整其实早就应该进行，这也只是恢复到2010年的房产政策水平。房地产实施相对宽松的政策，这与当前整体的宏观政策取向是一致的。但不能将这些常规的政策调整简单地理解为，宏观政策重新回到所谓的“刺激”状态。未来不会再出一些刺激性政策，而是需要花更多精力建立完善的长效机制，比如房地产税、政策性住宅银行、消费信贷等，利用房地产信托投资基金(REITs)，盘活资产。下一步，中国的房地产政策解决的应该是有住房需求但却没有购房能力的人的问题，当前的短期政策调整，只能影响那些房地产观望者，他们会依据短期政策来决定什么时候买，什么时候不买。

　　经济观察报：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中国政府加快了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我们是否评估过投资效果？房地产投资的回暖会在什么时候到来？

　　祝宝良：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投资利润率，今年应该还能维持在15%到18%，效果还是不错的。而房地产市场今年的目标仍然是去库存，短期的拉升政策并不能改变整体投资趋势，在淘汰过剩产能完成前，还是会回落的。所以房地产投资的调整很难在年内看到明显好转，可能比去年1%的开发投资增速还要有所下降。

　　经济观察报：2015年底，整体投资仍在下滑。主要原因是什么？一系列扩大投资的政策，释放了怎样的信号？

　　祝宝良：2014年11月开始降息，今年年初也出现了非常快的财政扩张，本来货币政策出台后半个月就会发挥作用，财政政策通常出台后半年最多一年就会看到效果，但是现在的政策效果不如以前明显，这就说明经济下行并非纯周期问题，结构性问题不能忽视。目前，中国的失业率稳定在4%左右，人口老龄化问题、储蓄率不断下降、对外贸易市场仍在扩大，而当前产业结构的转型并未能与上述经济条件的转变完成同步调整，这就是中国经济出现结构性下行的根本原因。

　　扩大投资，更多的是要稳定经济，今年的基础设施投资增速会达到15%-18%。

　　经济观察报：化解产能过剩是2016年结构性改革的五大任务之首，经济结构调整的过程中，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祝宝良：目前中国就业确实没出大问题，这和中国的就业结构有关系，中国非农就业的比重较小，而农业的“蓄水池”作用很大，即使农民没能够在城市得到就业机会，但按照传统统计方法，他也不算失业。中国的农民工往往是这样，城市里有机会了，就进城务工，没机会了就回到农村，这样是并不算在真正的失业率中的。真正的失业是非农村人口的失业，在4%-5%。

　　中国现在不太可能出现大规模失业问题，中国劳动力人口在下降，短期内最不用担心的就是就业问题。

　　经济观察报：在“新常态”之下，需要什么样的宏观政策？

　　祝宝良：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这是一个经济增速逐渐放缓的“新常态”，我们希望它是一个L型的下降，而这个下降是合理的。因为中国的就业并没有出问题，物价也基本稳定。而经济中出现的结构性问题，一个重要问题是产能过剩，我们需要的是去过剩产能，而不是要通过刺激政策拉回到原来的水平。总体来说，货币政策保持稳健，降准还会继续实施，汇率不会出现大幅贬值，财政政策仍然要积极。

　　中国经济在高低挡转换的过程中，会遇到各种风险问题，所以才提出来要稳增长、调结构、防风险，其中防风险是很重要的一部分，要防止银行系统、股市、债市和货币市场出现“系统性风险”。一般来说，经济增长在从高速到中高速换挡的过程，每年GDP增速降0.2%、0.3%是合理的。另外，政策的调整还应该给出一个稳定的预期，这在经济下行时期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