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观察

　　2016年伊始，正当我国欢欢喜喜过大年时，外围经济环境却异常紧张起来。先是欧洲一些银行告急，后有全球主要经济体股市暴跌，加上之前的已持续发生的石油等大宗商品巨幅跌价、主要货币贬值、主要经济体紧缩等，有人甚至断然认定了新的世界金融危机已然爆发。

　　世界经济再度失衡，问题是我国经济也失衡了。2015年我国经济增长率只有6．9％，虽然符合预期，但也证明了：我国经济已确实告别高速增长时代，进入到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

　　我国经济失衡与世界经济失衡的逻辑不完全一样。发达经济体是危机式失衡。过分的福利主义、超前消费、虚拟泡沫无法循环下去，创新驱动难以为继，且发达国家危机有向新兴经济体传达的迹象。全球市场动荡使世界经济失衡，其根源是全球经济前景黯淡、货币宽松效果边际下降、结构性改革迟缓、去杠杆压力增加。而我国经济是失速式失衡。一方面，我国过去赖以增长的因素、效力都在减弱，如投资、房地产、出口、人口红利等。这些减弱有些是市场的，也有些是我们主动为之；另一方面，我国新的增长动力没有完全培养起来，如消费、金融服务、互联网业、创新等。但我国经济韧性强，回旋余地还很大。

　　有失衡就会再平衡，而再平衡是长期的、痛苦的，甚至有可能会失败。如今各国都在积极寻找破解之法，我国为应对这种困局提出了新的对策，那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在转型升级和走出去两个战略方向中探寻新的增长动力。

　　我国是典型的追赶经济。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后，我国在追赶发达国家的道路上总体是非常成功的。无论是否有中国模式存在，我们确实有中国特色的一些成功的做法。我国不仅曾有效克服过经济过热的难题，如1993年；也有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安然渡过的经验，如1998年。当然，我国经济现在面临的局面要比亚洲金融危机时严峻得多。区别还不仅在于当前外部经济紧缩不是亚洲级别的，而是世界级别的；主要还在于，我国经济不仅处于增长动力衰减的紧缩周期，还伴随着必须有创新驱动和提质增效的增长模式转化，寻找新增长动力，要解决周期性和结构性的双重压力。

　　世界各国所用办法的效果还未显现，大家都在试错，我们认为，我国曾经获得的一些成功经验，或许应该坚守，包括：

　　1．包容开放的混合经济体制。我国改革开放的一项重大突破，就是在保留国有企业的同时，允许甚至是鼓励私营经济和外资的发展。包容私营，开放外资，各种经济成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混合体制平台上，各显其能、充分竞争，最大限度地调动各方积极性，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经济系统效率。这是我国过去经济高速发展的一条宝贵经验。只要我国坚持包容开放的理念，平等对待各种经济成分，在经济总量迅速扩容的前提下，无论国企、私营、外资都会有适合自身的巨大发展空间。

　　首先，积极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和PPP模式，目的仍然是搞活国有企业。事实上，国有企业并非天生没有效率，关键是要有企业家精神和有效的经营运作。其次，我国倡导“大众创业、万种创新”，目的是大力推进民营经济的发展。民营经济是我国未来经济重拾快速发展的希望。再次，我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即使将来转变为发达国家，我国也仍应把吸引外资作为一项长期坚持的国策。我国需要坚守包容开放的体制平台，吸纳各方活跃资本，最大限度地调动各方积极性和创造力，重拾经济活力与增长动能。

　　2．高储蓄、高投资的增长模式。高储蓄转化为高投资，与发达经济体比，我国经济具有显著的投资比重大、消费比重小的特征。我国经济能够高速增长且能够持续，高储蓄、高投资是一个重要缘起。

　　诚然，产能过剩源于无效投资、不以消费为目的的盲目生产，板子不能打在“高储蓄、高投资”上。我国的问题恰恰不在不消费，而是没有有效供给、有效投资。我国近年来出现了投资塌陷的情况，投资失速是经济失速的主要原因之一。那么，我国是否缺乏投资机会呢？特别是当我国房地产投资空间已接近用完的情况下，我国是否就没有大的投资机会了呢？答案是否定的。从融资难、融资贵现象看，从我国上市公司仍存在严重的排队现象看，我国仍然不愁投资机会。换句话说，我国仍然具有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快速增长的动能。比如，我国基础设施“铁公基”虽然饱和，但以国土综合规划为目标的基础设施还有大量欠账，比如渤海大桥、台湾海峡海底隧道、大江大河治理、城市排水系统、治沙、三废污染治理、智慧生态城市等；我国改善性住房需求巨大；我国在大飞机、汽车发动机、芯片、智能机器人等大行业技术需要大量投资；为迎接能源、材料、航天、生化、信息等新技术革命以及工业4．0，也需要海量投资。总之，高储蓄、高投资仍然是我国的一个优势，不能忽视。

　　3．社会主义特色的风险防范机制。我国风险防控机制具有明显的社会主义特色，主要包括“决策民主、行动统一”的指挥机制、合作大于竞争的协作机制、讲仁义的危机化解机制三个方面。

　　首先，在决策形成前，我国有大量前置调研和研究，有提案，有集思广益的专家方案制定，有专家评估和大众听证，有最后的按法定程序的定案；方案确定后，意志统一到中央的重大部署中来，不再妄议，知行合一。这种民主集中机制，不仅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也能够高效率地规避经济风险。其次，我国国有经济掌控着国民经济的支柱行业和战略性行业——能源、交通、通讯、银行、土地等。国有企业与国有企业之间是合作大于竞争的关系。一旦有风险，充满社会主义同志式的相互支援、抱团取暖是常态。再次，一旦局部危机出现，我国往往有讲仁义的化解方法。比如，我国近期有不少融资债务偿付危机，往往由政府出面，协调众多投资商、银行、债权人、债务人，尽量规避债务人发生恶性损失，化解兑付危机。尽管这常常被诟病为刚性兑付危机，存在道德风险，背后是国家信用背书，但它最大的好处是化局部风险于无形，可有效避免危机的多米诺骨牌传递效应，克服转化为系统的债务大危机。

　　不怕速度放缓，就怕增长停滞。我国金融体系与美国比效率明显是低的，但对于防范风险传导是有效的。如此，在全球金融市场危机四伏时期，金融自由化、开放化步伐还是缓缓为宜。

　　总之，改革和创新是解决当前困局的最终法门。我们应坚守原有的特长与优势：包容开放的体制平台，高储蓄、高投资的增长模式、社会主义式的风险管控机制。改革创新不易，我们要在坚守下改革创新，在坚守我们曾经的宝贵经验的前提下出新。

　　（作者单位：国家信息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