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发端于珠三角，集大成于长三角，在时间维度上有将近10年的差距。这是因为，改革开放之初，虽然上海和深圳一样都被作为改革开放的试点城市，但是集中国工业先进技术于一体的大上海，占据着中国工业化生产1／6的产值，也同时是计划经济的大本营。因此，上海的改革开放局面形成要比深圳困难得多，直到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以后，上海才开始大踏步跨越式前进。
而就在上世纪80年代的大上海，却有人抢先下海，吃起了私营经济的螃蟹，从而为中国私营经济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就是张忱。
从莫干山会议到上海第一家私企
三十年为一世，而道更也。这句古话对张忱来说，最适宜不过。
30年前的1985年，张忱左手递交大学教师公职辞职报告，右手撰写注册申请，在上海市闵行区注册设立了个体户——上海威尔达饮料厂。彼时，在上海，从事个体户的人用上海本地话说只有两类，一类是“山上下来”的，即被判过刑的人员，二类是外地来的“下里巴”人，即乡下人。作为上海本地人，又是大学教师，张忱是绝对的另类。
另类不止于此。就在此前一年的1984年，张忱《论贸易中心》和《如何普及家庭私人电话》两篇论文入选“莫干山会议”论文选，张忱由此获得参会资格。纵览中国改革时期的经济理论会议很多，但能被记载的很少。在这些经济理论会议中，有几个会议可以载入史册，其中之一就是1984年9月的莫干山会议。那次会议被认为是中青年经济学者全面吹响引领中国经济改革理论思想的时代标志，因为当年参会的人，后来大多成为政界、学界的“重量级”人物，例如马宾、王岐山、马凯、周小川、郭树清、楼继伟、李剑阁、张维迎、周其仁、华生、陈一咨、吴晓灵、陈锡文等。
而对张忱来说，有缘参与其中，却对自己的人生轨迹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戏剧性改变：从一位经济学者变成上海私企0001号第一家创业者。
不过，张忱并未在风云变幻中守住上海私企第一把交椅的宝座，对此，他将这归结为，知识分子下海的宿命：因为思考太多，所以做事情往往不够彻底。作为改革开放初期的创业者和实践者，张忱见证了中国私营经济发展的风雨历程。如今，年届60的他，正在开启第二次人生的创业之旅，因为他认为，深刻的教训已经足够他走出宿命。
2015年9月，在安徽合肥一个不起眼的写字楼里，张忱接受了中国经济时报记者专访，讲述了他的“上山”、“下海”和那个风起云涌的时代。
被浪费的莫干山参会资格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正处于拨乱反正的变革时期，虽然自1978年后允许存在的个体经济如萌芽破土，但事实上在世人眼里很难获得好感，因为他们头上还笼罩着并未完全散去的“投机倒把”的差评。
1982年，张忱毕业于北京商学院（现北京工商大学），入职上海商业一局职工大学执教市场经济。在那个严格的计划经济年代，市场经济更多是西方和书本上的传奇，为了寻找市场真正的身影，也为了更好地教学，张忱格外关注时局变化。
1980年12月，浙江温州颁发了中国第一张“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 1981年7月7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城镇非农个体经济若干政策性规定》。 1982年邓小平提出对私营经济要采取“看一看”的方针。1982年9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 “社会主义国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首次在中共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鼓励个体经济发展且扩展到农村。 1982年12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一条规定：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城乡劳动者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 1984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第一次系统阐述了政府在现阶段对发展个体经济的基本指导方针。
“天可能要变了，当时我就有那个想法。 ”张忱回忆说。国家政策改变，表现在学术思想领域，在1984年达到了一个小高峰。“一次，我在经济日报上看到一条新闻，大意是将于9月上旬在浙江省召开中青年经济学术讨论会，讨论的中心内容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向全国广大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广泛征集论文，论文入选将作为正式代表应邀出席会议，就是后来的莫干山会议。当时，没有做太多思考，我将自己刚刚准备发表的两篇论文，《论贸易中心》和《如何普及家庭私人电话》投了上去。后来才知道，两篇都被收录了。 ”
事后，张忱才知道，那次会议的重要性对中青年学者来说，非同一般。
那次参加会议的正式代表有124人，他们是由会议筹备组根据来自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的1300余篇应征论文挑选出来的。在选拔过程中，不讲关系、不讲学历、不讲职称、不讲职业、不讲名气，凭论文水平确认代表资格。这构成了莫干山会议的辉煌。它被称作“经济改革思想史的开创性事件”，是青年经济工作者“第一次集体发声”。那次会议不仅使一批经济学家脱颖而出，走上历史舞台，也为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提供了重要的思路，引起中央高层领导的重视。因此，能够“上山”开会，甚至成为了学界的一种荣耀和资历。
或许上苍弄人，张忱从底层办公抽屉里看到会议通知时，已经是9月12日，而会议召开时间是9月3日至10日。 “其实，当时学校方面是有意扣着不让去的，那时候，广东、浙江的民营经济发展都比上海要好，当时一气之下，我就请假去了浙江。 ”
作为改革开放小商品经济的发源地，浙江除了给张忱震撼和惊喜外，更多的是让他对中国未来前途进行了思考。他再也无法平静，满腔热血似乎被星星之火点燃，内心深处的躁动让他不能自已。他非常看好后来被称为“温州模式”的私营经济，敏锐地意识到“中国经济就将从这里、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他萌生了辞职下海的想法。
“上不了山”就下海
既然上不了山，那就索性下海。 1984年12月，张忱递交了辞职报告，为此曾经被误划为右派的父亲扬言要和他断绝父子关系。表面上是因为他的梦想、热忱、执著和冲动，但其辞职背后，则是中国私营经济发展的第一波潮起。
如果说1978年是中国改革的破局之年，那么1984年就是改革在全国达成共识的一年。 1984年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国的城市改革开始启动。当时农村改革已经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而成功的背后就是制度性的创新——承包制。到了1983年、1984年的时候，中共开始决定要把农村改革的经验移植到城市里来——“包字进城”。城市改革涉及到很多部分，其中国企改革部分事实上也早已行动，先是放权让利，但是失败了，而承包制的进城则让城市里的改革热情高涨了起来。联想、万科、海尔等企业都于此时在城市里出现。
此外，价格双轨制也在那个时候出现了，最早是1982年由物资部开始提出来，是市场化机制在整个价格体制里面的突围。因为有了双轨制，价格可以调节了，包括终端商品的价格和原材料的价格，客观上给了个体户和私营企业生存空间。
也因为执教市场经济，张忱对物价和市场特别敏感。“那时候，上海对个体工商户经营所需要的商品货源和原材料，统一由国营批发部门安排供应；在供应价格上，享受与集体企业同样的批发价待遇；经营的商品价格，凡由国家提供货源的，按国家规定的零售价格出售，鲜活商品、自产自销和自行采购的商品，实行随行就市，按质论价；允许个体工商户带一至两个帮工，也可以由个体工商户自由结合、自定章程，实行联购联销、联购分销，自负盈亏；对待业知识青年经营的修理服务业、手工业等劳务收入较低的行业，可给予免税、减税或暂不征税等优惠政策，甚至允许个体工商户在银行开立账户和向银行申请小额贷款。在经营方式上，突破了个体工商户只准零售，不准批发的限制，允许个体工商户直接与国营、集体企业挂钩，进行代销、经销业务；突破请帮工带学徒人数的限制，对雇工8人以上的，可以换发临时经营执照，从而进一步促进了个体经济的发展。 ”
事实上，上海从1983年起，又进一步简化个体工商户登记审批手续，再次放宽个体经济管理政策，扩大了个体工商户申请登记范围，允许离退休的干部职工和具有经营条件的农村居民从事个体经营；允许外省市个体工商业户来沪开厂设店；允许上海市的个人与外省市国营、集体企事业单位或个人合资经营，也可以接受华侨、港澳台胞的馈赠，独资经营；允许上海郊区的个体工商业户到市区指定地点设摊或流动经营；取消经营范围限制，允许个体工商户可以一业为主，兼营其他项目。
“要搞企业，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没有这些改变，就不可能有城市私企的发展。在1985年初，我以个体户的名义申请开办了威尔达饮料厂，当时去工商局办执照的时候，他们听说我是大学教师辞职的，都对我另眼相看，基本上没有什么障碍。虽然在雇工上还有人数要求，但没有人真正去查。 ”张忱说。现在看来，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到了1984年的时候，国有企业特别是地方国有企业状况有的已经不是很好，不少企业已经非常差，政府也没有钱再往里投资，另一方面，国有企业的积极性始终难以被激发出来，相对农村改革蓬勃发展，城市改革需要跟上。
拿到上海第0001号私企执照
虽然当时上海给个体户空间已经在全国较为超前，但真正办工厂，却又非易事。
集资、选址、厂房、设备、通水、接电、入工等，仅申请建厂公章就要盖几十个。但最难的还是企业生产什么产品。张忱说，一开始他想搞组合家具，又想做服装成衣，可一个偶然得到的信息使他改变了主意。一天，一位邻居告诉他，有人从东北把一种叫“格瓦斯”的饮料卖到河南，效益十分可观。这给了张忱一个启示，那不如办一家饮料厂，于是他就这么决定了。
从江苏到浙江，从安徽到东北，在跑了大半个中国后，张忱带回了几十瓶饮料实样和一个成熟的建厂方案。在他狭小的卧室内，他反复品味着日本、美国等国内外饮料口味，细细地比较分析，同时大量地查阅国内外有关资料文献。根据中国人的饮食结构和口味习惯，他认定了自己的饮料应当是介于可乐与啤酒之间的一个独特的新品种：既有美国可乐的舒适口感，但无可乐浓重的药味，既有啤酒多泡沫、多气体长处，但无啤酒含醇的弊端。要使包括中国保健药物在内的几十种配料掺杂在一起，这是他想要的。
此后，在食品等相关部门检验中，对他的这个配方，部门评定的结果是：这种饮料营养丰富，具有明显的解渴、除腻、开胃、提神功效，是一种低糖度无醇健身软性饮料新品种。有了配方还不行，还得有机器。在上大学之前，张忱在一家化工厂机修车间当了5年的机修工，熟悉工厂设备安装、调试和改进，后来威尔达饮料厂里很多买不到以及没有钱买的机器，张忱根据原理，硬是自己动手设计、亲自加工安装出来。
1986年，“威尔达饮料”畅销，成为当时上海最大的私营企业。当年，饮料厂营销额突破百万元，并迅速在全国建了5家工厂和联营厂。
直到1987年初，国家在《关于把农村改革引向深入的决定》中，第一次提出对私营经济“应当采取允许存在、加强管理、兴利抑弊、逐步引导的方针”。 1987年10月召开的中共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公开明确地承认私营经济的合法存在和发展，提出了鼓励发展个体经济特别是私营经济的方针。 1988年4月，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确定了私营经济的法律地位和经济地位，即“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 1988年，中国开始对私营企业进行登记。
“根据当时联营要求，1988年我与上海市上投实业公司联营，按照三来一补、自产自销经营方式，申请注册成立威尔达礼品厂，拿到了上海市私营企业0001号执照。”张忱说。随后，他将威尔达饮料厂由个体户变更申请为私营企业，批准后的营业执照代码是上海市私营企业0005号。按照张忱的手稿，当时一面经营的张忱，写出了大量关于私营经济的论述，这些论述的核心篇幅和主张，在私营企业法里面都有相应表述。
按现在的说法，当时张忱成功是必然的，因为在他的身上，集合了中国民营企业标签，他既有第一代民营企业家的胆识，又有第二代民营企业家的知识与眼光。这一点，其企业版图迅速扩张的脉络也是佐证。改革开放后，中国民营企业大致分为三代：第一代中国民营企业家自1981年中国第一家批准注册成立的个体工商企业（北京的一个餐馆）开始，真正兴起是在1985年以后的城市体制改革年代，结束于1991年底。伴随着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中国第二代民营企业家诞生了。 1995年以后，第一代民营企业家群体逐渐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下风。到了1998年，第二代企业家群体已经全面占据上风，完成了中国民间产业资本、民营企业的“长江后浪推前浪”的任务。而第三代民营企业家则是和海归留学生及高科技相关联的。
1989年6月张忱以上海私营企业家代表身份，即中国新兴经济代表参加会见美国商务代表（美国商会会长领队）。 1991年6月，张忱在上海威尔达饮料厂、上海威尔达礼品厂的基础上，成立了“上海南联百货商行”。同时成立了“上海川崎营养食品厂”，并注册了“川崎”商标，开始研发生产川崎火锅调料，随后成立了“上海天天商务实业公司”、上海川崎食品公司、上海国际体育文化娱乐公司等实业公司。
虽然十分艰辛，但在形成和发展跨越十年光阴内，张忱和其公司迎来了高峰发展期。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