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三十多年的经济发展，中国已经成为排名第二的世界大国，这种巨大成就的根源在于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而其直接的原因，在于彻底改革了计划经济加国家所有制的旧体制，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焕发了中华民族的活力与创造力。

    我是“文革”中入学的工农兵大学生，在校期间学习的全是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和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理论。1978年我以专业课第一名成绩考取武汉大学第一届研究生，适值文化大革命之后的思想解放运动开始，那真是一个伟大的启蒙时代。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把我们的思想引导到实事求是、探索真理的新轨道。那个时候，人们对于许多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的认识不断被更新，许多曾经貌似真理与定论的认识不断被重新认识甚至被颠覆。

    在政治上，刘少奇冤案平反了，大批右派改正了，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翻案了；在国际上，南斯拉夫的修正主义道路被重新认识了，苏联的经济改革受到认可；匈牙利的改革成为学习的榜样，甚至美国的农场主韩丁的故事也被到处传颂，我至今还保留着当年韩丁故事的手抄本。

    这真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新时代，一个思想启蒙时代。在实事求是原则变成社会共识之后，人们对整个社会的认识突然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我们如沐春风，享受着思想的芬芳，刚刚接受一种新的观点，又盼望着新的思想家推出更新的观点。

    1978年，是一个启蒙时代的重要时刻，这一年，武汉大学迎来了知名经济学家董辅礽教授。我清楚地记得，在武汉大学的一间大教室里，董老师发表了最为著名的“国家所有制批判”，它从根本上颠覆了人们在经济理论上对于国家所有制垄断地位的认识，当然也引起了极大的争议。

    当时人们难以想象到，董老师的这个演讲，如惊天的春雷预告了一个伟大时代的到来。董老师高瞻远瞩地提出了全面改革国家所有制的理论，他从历史与现实、国际与国内以及过去与未来等多个角度分析了国家所有制对中国生产力的限制，吹响了改革中国所有制结构的号角。在当时的条件下，看到这种改革的必要性已属不易，创建系统的国家所有制改革理论更加不易，需要巨大的理论功底与学术勇气，因为当时还有太多的重要人物坚持认为国家所有制是社会主义的基础，在这些人看来，董老师的改革理论是“大逆不道”和“离经叛道”。

    从这时起，中国人关于所有制的理论观点分成两大阵营，一部分人认可董老师的理论，积极推动中国所有制结构的变革，经过三十年的努力，形成了今天遍布全国城乡的民营经济。

    另一部分人则信奉传统的所有制理论，有意无意地阻碍所有制的改革。时至今日，过去单一的国家所有制以及集体所有制演化成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两大群体，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国有企业依然面临着继续改革的任务。

    中国经济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国家所有制的改革到位了吗？应该还没有！当今受到广泛关注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本质上是董老师创立的改革国家所有制理论在二十一世纪的新实践。

    董老师不仅提出了改革国家所有制的理论，还创造性地提出过“八宝饭”所有制理论，实际上是对于混合所有制的形象表述。如果说，董老师关于改革国家所有制的理论曾经是一声春雷，它在今天依然是一盏指路明灯。从本质上来说，董老师的所有制改革理论被全面应用之时，就是中国经济改革真正全面成功之日。

    （作者系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