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的主要特征
近年来，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出现明显下滑。当月增速已经由２０１１年初的２４．９％剧烈下降到２０１５年４月份的９．６％，５月份增速只略有回升。上世纪９０年代中后期以来，只有在亚洲金融危机时期的１９９８年２—３月、１９９９年８月到２０００年５月间才出现过投资月度增速低于当前的情况。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５月份当月投资增长分别为２６．７％、２１％、１９．７％、１６．９％和９．９％，２０１５年比２０１１年下降了１６．８个百分点。近几年，投资增长明显回落了几个台阶，也成为ＧＤＰ增速一路下滑的主要原因。
从资金来源情况看，１—５月份，固定资产投资资金来源累计只增长了６％，低于投资完成额增幅５．４个百分点。其中，预算内资金累计增速只有１０．３％，国内贷款下降６．３％，利用外资下降２６％，自筹资金增长９．６％。国内贷款通常占全部资金来源的１／５，这部分资金来源同比下降对全部资金来源增长影响较大。与２０１５年同期相比，各类资金来源增速均有较为明显的下滑。国家预算内资金增速下降９．４个百分点，国内贷款下降２０个百分点，利用外资下降１７．８个百分点，自筹资金下降６．５个百分点。各类投资资金供给增长不乐观。
从不同所有制投资情况看，１—４月，国有投资累计增长１０．６％，集体投资增长７．６％，有限责任公司投资增长１１．５％，股份有限公司投资下降３．５％，港澳投资增长１１．１％，外商投资增长２．５％，私营企业投资增长１６．８％，个体投资增长１１．２％。目前，只有私营企业投资增速较为正常，其他主体投资增长均维持在较低水平。但是，从历史情况看，私营企业投资增长也由近年来最高点的３３．６％下降到１６．８％，收缩了１６．８个百分点，而全部投资只下降了９．２个百分点。可见，私营企业投资增速下滑明显快于全部投资。
从不同产业投资情况看，１—５月份累计，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１８．１％，其中，水利管理业投资增长１６．１％，增速比１—４月份提高１个百分点；公共设施管理业投资增长１６％，增速比１—４月份回落３．９个百分点；道路运输业投资增长２１．６％；铁路运输业投资增长２４．２％，增速比１—４月份提高３．３个百分点。与此同时，采矿业累计投资下降９．１％，降幅比１—４月份扩大１．３个百分点；制造业累计投资只增长１０％，其中，仅有食品、计算机通信制造行业投资达２０％左右，纺织、化学、钢铁、有色、机械、汽车等行业投资增速大多低于１０％；电力等行业累计投资增长１８．８％，增速比１—４月份回落１．５个百分点。传统制造业投资下降明显，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投资增长相对较快。
从新开工项目情况看，１—５月份，施工项目累计新增加５５１５个，与上年同期的１２５４２个有明显下降；新开工项目施工项目累计新增加１０３６９个，比上年同期多增加８０００多个。１—５月份，施工项目总投资累计增长４．９％，低于上年同期８．３个百分点；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１３４７８７亿元，同比增长０．５％，虽然比上月回升０．３个百分点，但仍然明显低于上年同期１２．２个百分点，增速处于较低水平。其中，亿元以上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６３４４５亿元，同比下降２０％，新开工大项目不足问题更为突出。
投资存在的问题
（一）新的增长动力尚未形成。我国经济正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以及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三期叠加”阶段，不仅表现为经济增速的放缓，更表现为增长动力的转换、经济结构的再平衡以及发展模式的系统转型，增长过程中困难与挑战增多，新动力源还相对薄弱、体量还比较小，短期内难以弥补传统动力消退带来的影响。这在工业投资结构变化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从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１—５月份各行业投资对全部投资的贡献率看，采矿业由１．２％下降到负２．１％。制造业贡献率没有太大变化，但是，传统制造业投资对全部投资的贡献率大多下降，例如，农副产品制造业由２％下降到１．３％，有色金属制造由０．７％下降到０．１％，通用设备由２．６％下降到２％，铁路、船舶制造由０．６％下降到０．２％。只有食品制造和计算机制造等少数工业投资贡献率有所提高。
（二）新投融资模式有待完善。２０１３年以来，中央部门出台了许多规范地方政府行为、控制债务风险的政策措施，对已有地方政府投融资体系形成较大冲击。特别是２０１４年国发４３号文提出融资平台公司不得新增政府债务，表明现有融资平台将不能再代替政府履行融资职能。但是，公益性项目全部由政府发债融资，不能采取其他融资方式，能否便捷、高效地满足３０００多个市县政府项目融资需要？融资平台转变为市场化公司后，失去了政府背景，国家开发银行、商业银行以及社会资本还会把钱借给这些公司，让其从事政府项目投资吗？在地方政府融资体系中，融资平台具有基础与核心的作用。融资平台政府融资功能剥离后，新的融资模式又没有建立起来，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地方政府的投融资能力。
（三）民间投资预期仍不乐观。１—５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同比下降０．８％；５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只同比增长０．６％，增速比４月份回落了２个百分点。２０１５年６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ＰＭＩ）为５０．２％，与上月持平，仅略高于临界点；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５３．８％，仍低于今年２月份。由于民间资本长期涉足的传统行业收益明显下降，新兴产业的进入存在障碍，投资者的未来预期并不乐观。１—５月份，民间投资增长１２．１％，只比全部投资增幅略高，远低于２０％的上年同期增速。与２０１２—２０１５年同期相比，全部投资增速下降了８．７个百分点，而民间投资增速则下降了１４．６个百分点，民间投资增速下降幅度明显高于全部投资。可见，民间投资增长动力尚显不足，无法形成对全部投资的有效支撑。
（四）政府投资力度仍然不够。在投资增速下降过程中，政府投资的表现又是怎样的呢？由于没有全部政府投资的统计数据，只能根据预算内资金增长情况进行分析。１—５月份，预算内资金增速虽然略高于全部资金来源，但是，对投资的支撑作用不明显。在亚洲金融危机的１９９９年，全部资金来源月度累计增速也大多低于１０％，但预算内资金增长却高达４０％—６０％，政府资金的强势介入，有力地促进了全社会投资增速的回升。与那时相比，当前预算内资金增速明显较低，对整个投资增长的贡献有限。根据财政部年初的预算安排，２０１５年，中央基建投资４７７６亿元，只比上年增加２００亿元。未来如果经济持续下行，中央基建投资规模理应有所扩大。
未来发展趋势
未来有利于投资发展的因素很多。统筹实施“四大板块”和“三大支撑带”战略组合，拓展了我国区域发展的新空间；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有利于打造新引擎、形成新动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强化服务的改革让各类市场主体释放出新的活力；国家重大项目迅速推进，今年国家批复的铁路、城市轨道交通、机场建设等大型基建项目投资规模已超８０００亿元；ＰＰＰ项目取得一定进展，截至５月底，国家鼓励的７类重大工程包累计完成投资３．１万亿元。
不利于投资发展的因素也同时存在。以往经济发展倚重的煤炭、钢铁、有色、建材等产业需求严重不足，“去产能化”任务艰巨，投资增长的潜力不大；经济转型与升级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装备、信息、生物、新材料、海洋等新兴产业的承接能力还相对较弱，无法对当前投资产生根本影响；生态文明建设对投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环保、土地、节能减排等审批门槛提高，限制了相关领域的投资；长期以来，地方政府都是投资增长的重要力量。目前，地方政府投融资体系正处于重构阶段，其投资扩张能力与以往相比大大下降，难以对中央政府投资形成有力支持。
未来投资增长不稳定的局面可能出现。近期的经济下行与亚洲金融危机时期也有所不同，此次主要是内部因素影响、结构转型作用的结果，投资增长的恢复也将具有长期性的特征。我国经济现在已经进入中高速发展阶段，未来投资恢复增长的幅度也不可能太大。
２００９年，固定资产投资月度增速基本维持在２５％左右，２００９年提高到３０％，２０１０—２０１１年，投资月度增速下降到２５％左右，２０１２—２０１３年再次下降到２０％左右，到２０１４年，投资月度增速已回落至１５％—１７％。未来投资增速不可能再达到２０１１年以前的水平，平均增速将下降一个台阶，维持在１０％—１８％的区间内。２０１５年全年投资增长可能达到１５％左右。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投资增长将在月度和季度间出现明显波动。投资的平稳运行取决于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是否顺利，也取决于原有投融资体制与模式变革是否成功。
对策建议
（一）以财政政策为主导。在当前的经济下行阶段，资本预期收益率较低，即便货币量增加、资金成本降低，投资者的投资欲望也不一定高。宽松的货币政策只会加剧股市等泡沫的形成和破裂，而财政政策具有直接和快捷的优势，可以有效增加实体投资，并引导社会投资。而在财政政策中，增支又比减税效果更加直接和有效。下半年可以适当扩大财政赤字率，由年初中央政府预算报告确定的２．３％提高到３％，从而增加４０００亿—５０００亿元的长期国债发行，用于增加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产业扶持的政府投入。
（二）坚持推动经济转型。要把转型升级作为投资增长的首要目标，而不能片面追求数量和规模扩张。要加大财税政策支持力度，促进工业化和信息化深度融合，加快装备“走出去”，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充分运用资本金注入、投资补助、贷款贴息等综合手段，降低民间和私人投资项目投融资和运营风险。采取政府财政与企业、金融机构共同出资方式，设立基础设施和新兴产业投资基金，充分发挥财政资金杠杆放大作用。创新财政资金支持方式，逐步从“补建设”向“补运营”转变，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三）促进公共投资增长。国际金融危机后的２００９年，交通运输、水利和公共设施的月度累计投资增长均达到５０％—６０％，教育月度投资增长也维持在４０％的高水平上。目前，交通和水利、公共设施月度投资只有那时的１／３，教育投资不到那时的１／２。要促进当前的投资增长，公共投资领域还有很大潜力。未来公共投资应重在弥补短板、提升质量、形成带动，着力推动经济的提质增效，着力加快新型城镇化步伐，着力带动消费结构升级，着力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着力衔接国家区域发展战略。
（四）发挥两个积极性。促进政府投资增长，需要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要提高地方政府对中央稳增长政策的响应力和执行力，就要给地方政府提供相应的财力和手段。与地方政府公益性和准公益性项目投资需求相比，２０１５年地方债规模仍然偏小，要进一步增加地方政府一般债券和专项债券的发行规模；恢复部分融资平台的政府融资功能，使得平台公司能够依托政府信用，利用贷款、信托、企业债券等多样化方式融资；仿照铁路建设“以地养路”新模式，大力实施城市道路、水利、教育、养老等公共投资项目综合开发。
（作者单位：国家发改委投资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