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15年3月5日上午,中国又一次主动放慢了脚步,GDP增速被下调至7%左右。这历来是一个统领全局的指标,通常,随着它的下调,与其配套的财政和货币工具也会被适度调整,诸多经济社会政策安排也将有所改变。
这一次却有些异常。细心的人会发现,两个极具张力的音符从中跳了出来:赤字率和反腐。在看似平静的国家肌体下,它们隐忍又高亢地一跃而起。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当天在全国两会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到了上述两点。
他说,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增效。按照政府工作报告中体现的计划,2015年中国拟安排财政赤字1.62万亿元,这比去年增加了2700亿元,赤字率从去年的2.1%提高到2.3%。其中,中央财政赤字1.12万亿元,增加1700亿元;地方财政赤字5000亿元,增加1000亿元。
如果单独去看,赤字率提高0.2个百分点,总计增加2700亿的财政支出,并不显得多么突兀,但稍作留心便会发现,中国决定提高财政赤字率包含着多么耐人寻味的信号。李克强报告中关于2015年的工作部署,提到的第一个指标是GDP增速在7%左右。事实上,中国决策层下调了GDP增速,却增加了财政支出。
这意味着,在接下来的270天里,中国将动用更多财政支出来保证一个被主动调低的GDP增速,以及包含在这三个字母背后的一连串数字:新增就业人口稳定在1000万以上、城镇登记失业率4.5%以内、保障性安居工程新安排740万套、城乡居民基本医保财政补助标准由每人每年320元提高到380元、人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补助标准由35元提高到40元,等等。
李说,经济增长预期7%左右,考虑了需要和可能,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相衔接,与经济总量扩大和结构升级的要求相适应,符合发展规律,符合客观实际。7%左右的速度可以实现比较充分的就业。
这样的解释也属最近几年来总理政府工作报告的正常动作,政府需要向几千名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解释其中理由和逻辑。尤其,单独把就业指标与GDP联系起来,更是李克强管理中国经济底线思维的体现。
但在上述解释之后,李不着痕迹地加了一句话。这句被特地加上的话,道出了中央政府对2015年经济发展难以明言的心结。李克强说,“各地要从实际出发,积极进取、挖掘潜力,努力争取更好结果(相比于7%左右)。”
在最近几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中央政府提及GDP增速目标时,向地方政府释放的更多信号是:这是一个预期目标,不是约束指标,意在为那些被这个数字禁锢已久的地方政府官员们松绑,同时提醒,不可唯GDP论英雄。但今年不同了,李克强一句“努力争取更好结果”,是一次再清晰不过的态度传达。
那些深谙中国政治话语体系的官员和企业家们,应该不难领会总理的苦心。就在2015年“两会”召开期间,中国经济正在被部分国外媒体和专家解读为“已经进入通缩状态”。
通缩,即通货紧缩。长期的货币紧缩会抑制投资与生产,导致失业率升高及经济衰退。经济学家们用以衡量通缩的三个表征分别为:物价普遍持续下降;货币供给量连续下降;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经济全面衰退。
这是中国好久都不曾遇到的经济现象,即便是在经济危机最严重的2009年,政府和经济学家们也没有这方面的担忧。但中国经济在2014年年底和2015年前两个月的表现,正在加重观察者们的担心。从国家统计局数据看,2015年1月CPI同比增长0.8%,PPI同比下降4.3%,已连续第35个月为负值,CPI和PPI均创下逾5年新低。好在,中国的CPI指标目前依然为正增长。一些乐观派或者充满信心的人,将目前中国的经济状态描述为“通货收缩”,还没有进入“通货紧缩”的阶段。
二
但上述局面,已足以让决策层感到压力。因此,当李克强在3月5日讲到“2015年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增效”时,人们也就不难理解了。李克强接着又说道,2015年广义货币M2预期增长12%左右,“在实际执行中,根据经济发展需要,也可以略高些。”
那些聪明又大胆的投资者和分析师,已经基本可以确定2015年中国调控政策的基调了。这是明显偏向扩张、并为此留有余地的政策组合:对于7%左右的GDP增速,“要努力争取更好结果”;对于提高至2.3%赤字率下的积极财政政策,“要加力增效”;对于12%左右的M2,“也可以略高些”。
李克强3月5日的政府工作报告,对于中央政府而言,是一个经多番讨论、博弈和谨慎抉择的结果,它包含了诸多困难重重的目标组合。
不难想象,2015年各项经济和社会目标的确定,一定被考虑与即将开始的“十三五”规划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相衔接。事实上,从亚洲开发银行到国务院研究中心等机构早就声称,根据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经济总量推算,2015年7%左右的GDP增速足以保证能如期实现全面小康。同时,中国的GDP增速目标还需要面对眼下的经济现实,它受到增长换挡和产业升级要求的双重制约,既不能让经济过于失速,又要能够让政府将更多精力投入到调整经济发展结构上。
政府应该还有更为忧虑的事情:中国此前几年发展模式所积累的巨大潜在风险。它们包括:巨量债务风险,传统制造业几乎全面产能过剩的风险,房地产等传统投资领域长期持续低迷,以及不断扩张的社会保障支出需求和疲态尽显的政府财政收入之间那越发紧绷的资金链条,等等。
这些难题,就像大潮之下一座座黑色暗礁,一旦潮退,此前十多年繁荣背后的各种棘手问题便会水落石出。
比如地方政府债务。此前有券商分析预测,2014年至2017年是中国地方债偿还高峰期。在中国经济告别高增长、财政收入下滑的局面下,这无疑是考验政府的一大难题。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特意提醒,要处理好债务管理与稳增长的关系,创新和完善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适当发行专项债券,保障符合条件的在建项目后续融资,防范和化解风险隐患;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大力盘活存量资金,提高使用效率。
正是在压力巨大的经济现实和艰难的中长期目标面前,中国的经济政策脉搏开始无法按捺扩张波动。李克强在报告中称,2015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增加到4776亿元,铁路投资要保持在8000亿元以上,新投产里程8000公里以上,重大水利工程已开工的57个项目要加快建设,今年再开工27个项目,在建重大水利工程投资规模超过8000亿元。棚改、铁路、水利等投资多箭齐发,重点向中西部地区倾斜,使巨大的内需得到更多释放。
按照政府工作报告,2015年中央财政支出主要用于民生保障和涉及铁路、公路、基础设施投资项目等公共产品的供给。决策层深知,仅靠中央政府多有羁绊的扩张动作,无法实现这些目标。因此,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发出了对民间资本的邀请。他说,今年政府不唱“独角戏”,要更大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引导社会资本投向更多领域。
三
过去多年的经验证明,民间资本这块石头并不那么容易被唤醒。不少民营企业家和投资者吃亏不少,教训累累,现在对一些领域仍心存余悸。
这迫切需要政府推进价格改革、投融资体制改革甚至国企改革等一揽子阻挡民间投资的体制性障碍。李克强在3月5日的工作报告中,对这三项核心改革都有所安排。但值得注意的是,对外界极为关注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其表述为“有序实施”,而此前,官方普遍使用“积极推进”;同时,报告还明确提出,要加强国有资产监管,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更重要的是,最近两年来,中央政府高调推进的反腐风暴,打破了这个国家既有的政商生态。一件接一件重大贪腐案件被相继查办,一个接一个政商腐败利益集团被连根拔起,这在让民众拍手称快的同时,也让不少政府官员和企业家忌惮不已。一种怕做事、怕做错或者干脆不做事的微妙气氛,在政商之间蔓延开来。
3月4日,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民建、无党派界别进行联组讨论时,全国政协委员、知名电视主持人崔永元现场向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说,“特别高兴见到王书记,我刚刚见到您的第一感觉是特别紧张,我觉得我自己没什么事,不知道为什么见到您还紧张,我是希望所有的有事的人见到您都紧张。这是老百姓的想法。”王岐山接过崔永元的话说,“今天你不是把扩音器打开了吗?你还拿着自拍这个,吓人哪……”
这段极具画面感和个人性格色彩的对话,可作为反腐风暴下的一个隐喻:很多人都很紧张,尤其是那些多年身处政商关系网中的官员和企业家们。甚至在两会期间,某都市报在其报道中称,“(那些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们)没来的,未必有动向;到会的,未必是安全的。”
公开信息显示,自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反腐败力度不断加大。在重拳频出的高压态势下,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纪律审查栏目表,公布了近700个案件信息,包括周永康、徐才厚、令计划、苏荣等在内的几十名省部级以上官员被严肃查处,海外追逃500多人、追赃30多亿元。这,的确是一张优异的成绩单。
毫无疑问,将反腐与经济发展直接联系起来的说法太过牵强。对于中共中央决策层而言,反腐意在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作风建设;而政府的经济工作则重点在于抓改革和发展,二者并非一个对立的关系,更多的是相互协调并进。但这丝毫不影响一些人去研究二者之间的关系。
有机构在2014年9月对多位经济学家进行了一次调查,其结果粗略显示,2014和2015两年,由于反腐运动,经济增长率将降低0.1到0.4个百分点。但同时,也有彭博社对17位经济学家进行的类似调查,结果显示,这些经济学家们分析,反腐将在2020年使中国GDP提高0.1至0.5个百分点。
四
李克强在3月5日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称,腐败现象的一个共同特征就是权力寻租,要以权力瘦身为廉政强身,紧紧扎住制度围栏,坚决打掉寻租空间,努力铲除腐败土壤;加强行政监察,发挥审计监督作用,对公共资金、公共资源、国有资产严加监管;始终保持反腐高压态势,对腐败分子零容忍、严查处;对腐败行为,无论出现在领导机关,还是发生在群众身边,都必须严加惩治。
这是2015年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另外一个引人注目的话题。李克强在报告中鲜明地释放了中央政府在2015年对反腐的态度:高压态势仍将继续。
不仅如此,中央政府还将采取具体措施来整肃可能由于反腐带来的懒政作风。种种信息表明,中央政府可能在几个月前就已经注意到了这种现象。2015年2月9日,李克强在国务院第三次廉政工作会议上讲话称,要“勤政有为,推动重大决策落实”,要“放权限权,坚决打掉寻租空间”,“对懒政怠政要严肃问责。在其位就要谋其政,尽其责,有作为。对因执行不力、政策落不了地,导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任务不能完成,严重影响稳增长、调结构、保民生的,该约谈的约谈,该问责的问责”,“该处分的处分,该撤职的撤职。”
在上述会议上,李克强还列举了一个对于地方政府而言极为罕见的现象:国务院在2014年国庆节之后密集启动的一批重大发展和民生工程,实施情况并不理想——投资完成率虽然总体上达到86.8%,但个别领域重大工程投资只完成50%左右;全国建设用地供应量下降了16.5%,已供土地使用率只有50%左右。
就此现象李表示,“这种状况是多年来少有的。项目批了,资金下了,土地供了,为什么工程上不去,要从精神状态、作风行为上找原因。”
这些信号在暗示,尽管反腐暂时并没有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影响,甚至长远看,反腐还将更加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但从一些短期现象看,反腐的确影响到了一些地方政府官员们的行为方式,一种不可思议的懒政思维出现了。这是中央政府不愿意看到的局面。这些现象的出现,意味着中央政府的一些稳增长和改革政策,会在一些地方遭遇到“中梗阻”,这将使李克强为中国经济打造新的双引擎的努力大打折扣。
2015年3月5日,李克强在工作报告中提醒政府官员们说,广大公务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始终把为人民谋发展增福祉作为最大责任,始终把现代化建设使命扛在肩上,始终把群众冷暖忧乐放在心头;完善政绩考核评价机制,对实绩突出的,要大力褒奖,对工作不力的,要约谈诫勉,对为官不为、懒政怠政的,要公开曝光、坚决追究责任。
纵观李克强201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上述涉及反腐、懒政怠政的文字表述,应该说是最严厉的。在2015年GDP增速“7%左右”这一收缩的大任务下,它们与增长的财政赤字以及相关的配套调控措施一起,构成了2015年这个国家的复杂图谱。在进一步主动放缓的步调中,人们听到了最具扩张力的强音符。这个组合,看起来有些矛盾,但耐人寻味。(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