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为中国经济发展立下汗马功劳的开发区，近年来逐渐呈现过热的迹象。据商务部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全国共设立215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每个省区均有分布；其中，2009年之后设立的共有161个，占比约75%。这还只是国家级经开区，其余包括省级经开区、保税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等，凡此种种，不计其数。国土部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底，全国共有341个国家级和1200多个省级开发区。经过这两年的发展，开发区的数量只会增加，不会减少。

　　有鉴于各地兴起的开发区热，商务部部长高虎城在近日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作出了相关部署。其中特别提到，商务部将按照国务院要求，会同相关部门从严把关，在总量控制的前提下提高准入门槛，完善审核机制，确保“国家级开发区”的含金量；此外，还将对开发区不定期进行重点巡视，对问题较多的开发区，探索建立动态退出机制。从这一表态看，各地的开发区热可能要歇一歇了，不能只顾着数量不看质量，并要让问题较多的开发区实现退出。比如说，中部某市的万亩工业园深陷“空城危机”，多个工业园区普遍存在厂房空置、工业用地撂荒的现象。该工业园区总体占地面积超过1万亩，规划引进企业1500家左右，实际入园企业只有50家左右，空置率高达90%以上。像这样的“工业鬼城”，就应当从开发区的序列中退出。

　　要指出的是，在国内市场上建立退出机制，总是十分艰难的。不论是资本市场的退市改革，还是企业的破产清算，利益上的纠葛使得常态化的退出几乎不可能；开发区的动态退出机制建设预计也将遇到类似阻碍。对于各地而言，开发区这顶“帽子”是招商引资的招牌，是地方发展产业的空间载体，也是地方政府获得财税收入的主要来源。各个地方都在想方设法申请成为开发区，提升开发区档次，又怎么会有开发区心甘情愿被降级或者摘帽呢？

　　但对地方政府与官员有利的事情，对总体的经济发展与国土利用未必有利。一方面，开发区的建设占用了过多的资源，其中大多数都来自于地方债，形成了沉重的债务负担。比如河北某国家级经开区，“140多个项目至今一个都没建成”，但却因基础设施建设，背负了超过600亿元的债务，每天支付的银行利息都在1000多万，大幅超出了地方财政资金可以承担的范围。另一方面，一些开发区的土地利用十分粗放，土地资源浪费的现象严重。国土部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底，在341个国家级开发区中，51个开发区工业用地综合容积率在0.5以下，占总数的14.96%；52个开发区的工业用地固定资产投入强度在2000万元/公顷以下，占总数的15.25%；68个开发区的工业用地产出强度在3000万元/公顷以下，占总数的19.94%，开发区节地挖潜仍有较大空间。以安邦研究团队的田野调查所见，中国的土地利用是否粗放，看开发区建设就可得出明确结论。

　　以此来看，面对各地开发区设立易、退出难以及建设粗放的问题，有必要建立起退出红线，以量化指标（而非模棱两可、弹性较大的规则）来制定开发区的退出机制。一旦满足条件，开发区便需要降级甚至取消，将多余的土地腾退出来。与此同时，加强土地利用与企业进驻的监管，减少地方政府的作假空间，并对数据作假加以严惩。通过这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建立起开发区的常态化退出机制，为过热的开发区泡沫降降温。在具体的量化指标上，单位面积产出率应当成为核心变量，这样更加符合开发区促进经济发展的定位，而不至于异化成为地方政府的圈地运动。

　　事实上，中国政府在考察开发区的经济绩效时，单位面积产出率就是重要的指标之一，比如不少开发区在介绍材料中都称自己的单位面积产出率居全省（市）前列。不过，中国官方并没有集中公布各开发区的单位面积产出率究竟为多少，红线划在哪里难以确定。这也对官方统计数据的发布提出了要求。毕竟，只有公开透明的数据统计和严格执行的规则，才能让退出红线变得有效，而不至于是一个花架子。

　　面对近年来各地兴起的开发区热，中国官方希望提高准入门槛，并探索建立动态退出机制。在此过程中，需要以量化指标、建立退出红线的方式，强化退出机制对于开发区热的约束，避免因为规则的模棱两可而相互扯皮。单位面积产出率应当成为退出红线的核心变量，以符合开发区的定位。只有选择好了标准，才能让一系列后续举措变得有据可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