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令不出中南海”，这曾经是中国政令难通的一个写照。作为一个中央集权类型的政府，这意味着中央政府在管理上的严重失效，国家治理的成效也因此大大降低。新一届中央领导层上任之后，以强有力的反腐败为突破口，打掉了一批贪腐官员，震慑了官场，再加上持续的“反四风”，极大地推进了政令的畅通和执行。

　　在党内反腐败、“反四风”的同时，国务院也在大力推进以简政放权为核心的政府改革。李克强总理上任以来，国务院多次取消和下放各种行政审批事项。在日前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李克强表示，要持续把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作为政府自我革命的“先手棋”和宏观调控的“当头炮”，用硬措施打掉“拦路虎”，让市场主体“舒筋骨”，为创业兴业开路、为企业发展松绑、为扩大就业助力，为经济社会发展增添新动力。会议决定，在各部门晒出权力清单、开展社会评议的基础上，顺应群众期盼，有针对性地推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新措施。

　　坦率评价，相比党内反腐败运动的成就和震慑力，简政放权改革的进展和成效相对不那么明显，虽然国务院下放了数百项过时的政府审批事项和限制性政策，但其中有不少属于已经失效的“陈年旧账”，如果要看真正市场化的改革，看市场效率的提高，尤其是看各种资源是否如十八届三中全会所说以市场化的方式来配置，我们不难发现，很多深层的市场化改革并未见到明显效果。

　　这并不是因为中央和国务院不努力，事实上，李克强总理始终在勉力推动政府改革，他甚至还因为改革政策落实不到位而怒拍桌子，质问有些部门官员“尸位素餐”。此外，国务院还专门派出了八个巡视组到各地，督查各地方、各部门简政放权政策的落实情况。既然国务院领导毫不懈怠地在推动，但为什么政府改革的效果不彰呢？在我们看来，原因有如下几个：

　　第一，它不同于持续的反腐败运动，只是政府的自我改革，是以改变政府工作作风、限制政府权力、削减政府部门利益、提高政府效率为目的的自我改革。这类政府改革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外在制度约束和支撑，往往很难彻底进行。

　　第二，既得利益者对改革形成阻力。如上所述，政府主动改革涉及到主动放弃部分权力，主动砍掉自身利益，推进起来肯定会有难度。反腐败运动基本上没有弹性、没条件好讲，但在限制权力和放开市场方面，中央并不能无条件地要求地方或部门“让道”，行政命令并不完全有效。譬如，中央对于地方或部门隐形的“消极怠工”，就不一定有太多有效办法。

　　第三，不同地方和部门对政府改革的理解不同，导致政府改革行动在一些部门之间打架，也造成一些改革政策的效果大打折扣，或者难以执行。据一些企业向我们反馈，工商部门对一些改革政策执行到位了，但在海关系统则可能会碰壁。海关人员告诉企业，他们只听上级部门的通知，工商部门的改变对海关没有什么用。这种政策执行中的打架，有的是真的信息不对称，但很多时候还是部门利益在作怪，办事的官员也就乐得“装傻”。

　　第四，简政放权是自上而下的改革，缺少自下而上的支持。回顾中国近三十多年的改革历史，但凡是成功的改革，都是上下同时推动而成的，比如联产承包、建立经济特区等，都是如此。但现在简政放权只有中央和国务院在推动，既缺乏配套的政策，又缺乏来自市场基层的强烈响应和参与。如果基层政府或各个部门不得利，它们也就缺乏支持改革的动力了。（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