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风暴中心的昆山显得格外平静。如果不是吴淞江南路和南河路交叉口的那一条警戒线，以及通宵执勤的警车和警员，人们不会想到，8月2日，这里的台资企业——中荣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简称“中荣公司”）曾经爆发了造成75人死亡，185人受伤的特别重大爆炸事故。
这场事故泛起的涟漪并未消散，在政府官员连续一周的熬夜开会中，在街头巷尾的议论中，在当事员工的怒火中，台商成为了靶心。
在全国百强县之首的昆山，台商贡献了50%以上的财政收入，60%以上的利税，70%以上的销售，80%以上的投资、90%以上的进出口额。他们的劳工权益“成绩单”怎样？他们的组织化程度有多惊人？他们中的弱势者又面临了哪些误解？8月4日至6日，经济观察报记者赴昆山采访台企员工、台商台干、涉台官员，试图拼凑一个风暴眼中的十万台商、台干、台眷的图像。
小气的台商
“等工厂复工，结了工钱，我再也不想在这儿干了，给多少钱都不干！”供职于中荣公司的普工林军说。他回忆起爆炸当天的情景，依然觉得后背发凉。
在林军眼里，中荣公司不是一家对员工和善的企业，工作条件也非常的糟糕，“一进车间，乌烟瘴气的，鼻子都能闻到呛的味道，闻了想吐。”他说。
林军讲述了中荣公司的“前科”：2012年，一位河南老乡在爆炸事故发生的铝合金轮毂抛光车间工作时，突然满口吐血，被医院诊断出是粉尘引起的肺病。
林军回忆说，每次到医院探望，中荣公司人事部的一个女职员只带了一两千块钱过来，不够医药费费。尘肺病员工的儿子找了10多个老乡，挡在厂门口不让工人上班，公司方面打了电话后政府的“防暴队”把堵门者抓走拘留了一天。最后是劳动局出面，企业一次性赔偿了10多万块钱才了事。
林军所租住的房屋位于昆山开发区的平巷新村。在铁门掩映的院落里，除二楼单间留给房东居住外，其他六七间——包括原来充当储物间的平房都被出租给在台资企业里打工的人们——安徽人、贵州人、江西人、河南人、甘肃人……一名租客指着楼上的房间，叹了口气：“他们好几天没回来了，估计出事了。”
“中荣公司太脏了，附近哪个中介都不愿意往他那里送人，出事是迟早的。他们都是在自己厂门口设点招人，有的民工骑电瓶车经过，就被拉进去了。”平巷新村一家劳务中介负责人说。
他身旁的墙上，台资企业的彩色招工传单贴了两米多高，每个单子都把劳工价值量化成一串数字：“基本工资1700元/月，平时加班13.19元/小时，双休加班17.59元/小时，节假日加班25.38元/小时。”
不仅中荣公司，对昆山富士康以及整个在昆山的台商群体，员工的评价都是两个字——“小气”。
一名曾在富士康昆山生产基地干过的苏北员工说，台资厂会根据生产计划和停电通告，在工作日安排调休，并在双休日补班，其结果是，双休日就拿不到“双倍工资”的加班费了。另一名来自甘肃省陇南市的台企电镀车间员工的丈夫也反映有此情况。
这名甘肃籍员工的丈夫说，电镀离不了盐酸、硫酸，每天下班后就要用尖部装着磁铁的铁管，在池子里搅来搅去，把掉进槽子里的产品吸起来。这时候，人就要挨着半人高的槽边，任100多度的硫酸挥发到戴着口罩的脸上。对他妻子而言，这已经是高强度的工作了，但还被不断要求加快速度：“工资没有增加，厂里要求越来越快，就跟爬台阶一样，快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人的速度能有多快？”
另一位男子在中荣公司的妻子至今失踪。他在电话里激动地说：“早上7点一直干到晚上8点，当天计件制的任务干不完，还要干到晚上九点多，一个月也就拿个5000多块钱！老板嘴上让你拼命干，说干完就能下班，但会在临近下班时突然增加产量，只多给一两百块钱。”
对此，一位曾在世界500强台企在昆公司任职的台商辩解说，日资、美资企业侧重“指标化”，类似于代工，对员工的行为养成有一套管理方式，包括奖励、比赛、活动等。而台资企业侧重“管控化”，很多台湾老板并非管理学起家，70%的台企让大陆人管大陆人，但大陆人比台湾人管得更严，动不动就开骂，骂了员工才动。
被庇护的台商
经济观察报记者从权威渠道获得了一份昆山市企业环保信用评价结果，2012年，中荣公司被列为“红色等级企业（19家）”，2013年，中荣公司则被列为“黄色等级企业（85家）”。前者意味着“未达标”，后者则属于“警告类别”。
但这一切，都未能对中荣公司有触动。林军回忆说，每次环保局到中荣公司检查之前，厂里都能提前知道，让污染重的抛铝车间停工，“这里面肯定有猫腻”。
曾撰写报告文学《昆山之路》并见证昆山开发区发展历程的作家杨守松表示，台商非常清楚大陆地方政府的软肋——经济政绩。经济观察报记者从昆山市政府获悉，2014年上半年，昆山市生产性投资下降了4.3%，其中工业投资下降了7.7%。
杨守松说，这些台商知道，GDP、税收、就业等指标，是江苏压苏州，苏州压昆山，昆山压下面的乡镇。部分台商会跟政府谈条件：“你们不欢迎我们，我们就到别的地方去，那边开的条件优惠多了！”有的项目甚至是上级领导的“一把手工程”，下次领导一来，听说这家企业走了，昆山当地就会很被动。
个别台商甚至在违法犯罪之后寻求“法外治权”。昆山当地一位退休乡镇干部说，“赖昌星事件”爆发前后，昆山有个台商涉嫌走私被昆山海关抓获，在昆山投资一家大型企业的某台商竟反过来把海关关长训了一顿：“你想罚款，我就找书记市长；书记市长不理我，我就找苏州市领导；再不行，我就找江苏省领导，直到找到北京。”
昆山，在台湾岛内被称为“小台北”。在当地政府的“特批”或“向上争取”下，这里诞生了大陆第一家获得国家正式批准的台商子女学校（2001年），设立了大陆第一家台资银行——彰化银行（2002年）。如今，在昆台商总数已达到10万人，占大陆台商的1/10，平均每平方公里4.5家台企，因一度占全球产量半壁江山而被誉为“世界笔记本电脑之都”。
杨守松说，上个世纪90年代初，首批登陆昆山的台商还是比较踏实和勤奋的；到了90年代末，第二批登陆的台商就掺了些水分了，想来昆山“揩点政策油水”，比如从昆山低价拿地100亩，用于工业开发的只有10多亩，开发房地产的四五十亩，还有三四十亩不开发等着土地升值。这些台商中的大企业就算交了3000万元税收，政府在土地划拨、资金返还等方面倒贴给它的钱，却远大于3000万元。
据昆山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蔡坤泉主编的《台商在昆山》介绍，昆山台湾同胞投资企业协会（简称“台资协会”）已成为继党委、政府、人大、政协之外的“第五套班子”。经济观察报记者就此致电台资协会询问，但该协会工作人员表示：“我们协会接受采访，必须征得市台办同意。”
在昆山市政府和台资协会的共同推动下，台商拥有了市级部门机关效能评估的“评判权”。据山东省商务厅一名曾到昆山取经招商门道的官员介绍，昆山市纪委曾为此向台资企业发放问卷，供电局能否及时供电、公检法能否提供法律支持、总工会能否争取到劳模指标，都在被调查之列。
那些台湾“产业大佬”也成为政府主官的座上宾。该山东官员提到，在昆山投资1亿美元以上的企业家，会被授予“昆山之友”荣誉市民称号，进而被聘为特邀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市政府高级顾问，甚至可优先安排跟领导见面、优先享受国家优惠政策，“使投资者享受到国宾级待遇”。在昆山，这样级别的企业家以台商居多。
随着在昆台商高度组织化，一位欧洲外资企业负责人的昆山朋友告诉经济观察报记者，作为亚洲最大的电梯公司——芬兰独资企业通力电梯有限公司登陆昆山后，给员工的工资是800美元，而台资企业工资只有800元人民币。一名大型企业台商就以“不再增资”和“停止招商”为筹码，向昆山市政府施压。在政府出面“协调”下，通力电梯不得不把工资调回到800元人民币。“这件事给欧盟企业带来很大的震动——政府插手企业经营了。从今以后，除了台资、日资、韩资企业，欧美外资企业不再愿意投资昆山了。”这名昆山人感叹道。
风暴余波
中荣爆炸事件发生后，高雄籍在昆台商唐力的感觉是“躺着中枪了”。
唐力曾在台塑集团在昆山的子公司中任职，后来开始创业单干。爆炸事故发生当天，唐力就觉得全昆山的气氛很不对，“台商”身份甚至影响公司好几单业务谈判。他不愿意细谈这次事故，只是说：“这是我们（台商）应当承受的。这两天，我怀着‘待罪之心’，天天在手机上刷新闻。身边好几个台湾人都在献血。”
唐力在新闻里看到，国家安监总局局长杨栋梁8月4日在事故调查组会议上指出：“所有企业不分内外资，不分所有制，不分中央地方，不分大中小，都要严格遵守安全生产法律法规。”重压之下，昆山市政府一名知情人士表示，8月5日，安全生产会议开到晚上11点多。
随着中荣公司董事长吴基滔等台商被刑拘，唐力身边的朋友开始谈论招商政策的转向。早在两个多月前的2014年昆山市招商服务干部业务培训班上，昆山市委书记管爱国已表示：“如今的招商选资，单纯依靠低价土地和政策优惠来拼项目已经不是明智之举。”
昆山市一位副科级退休官员则直言，昆山引进的外资质量，包括技术含量、亩均效率、环保安全水平都需要提高。“现在国家政策已经往‘内外资平等’去走了，原来给台资的‘两免三减半（外资企业从获利年度起2年免征企业所得税，3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也会慢慢向‘普惠制’过渡，促进内外资公平竞争。”这名官员称。
爆炸事故发生后，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其中就包括“追究责任人责任”。8月6日起，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对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当地政府及相关部门展开调查，对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严厉追究责任，依法依规进行党纪政纪处理。对此，昆山市委宣传部一名工作人员则婉拒了采访：“市政府几乎所有公务员，都在参与伤亡者家属的安抚工作，现在不是接受采访的合适时机。”
昆山首任市委书记吴克铨希望：“中荣爆炸案发生后，对外资企业管理不严的做法，今后有所收敛。”
（文中林军、唐力为化名）
这场事故泛起的涟漪并未消散，在政府官员连续一周的熬夜开会中，在街头巷尾的议论中，在当事员工的怒火中，台商成为了靶心。
在全国百强县之首的昆山，台商贡献了50%以上的财政收入，60%以上的利税，70%以上的销售，80%以上的投资、90%以上的进出口额。他们的劳工权益“成绩单”怎样？他们的组织化程度有多惊人？他们中的弱势者又面临了哪些误解？8月4日至6日，经济观察报记者赴昆山采访台企员工、台商台干、涉台官员，试图拼凑一个风暴眼中的十万台商、台干、台眷的图像。
小气的台商
“等工厂复工，结了工钱，我再也不想在这儿干了，给多少钱都不干！”供职于中荣公司的普工林军说。他回忆起爆炸当天的情景，依然觉得后背发凉。
在林军眼里，中荣公司不是一家对员工和善的企业，工作条件也非常的糟糕，“一进车间，乌烟瘴气的，鼻子都能闻到呛的味道，闻了想吐。”他说。
林军讲述了中荣公司的“前科”：2012年，一位河南老乡在爆炸事故发生的铝合金轮毂抛光车间工作时，突然满口吐血，被医院诊断出是粉尘引起的肺病。
林军回忆说，每次到医院探望，中荣公司人事部的一个女职员只带了一两千块钱过来，不够医药费费。尘肺病员工的儿子找了10多个老乡，挡在厂门口不让工人上班，公司方面打了电话后政府的“防暴队”把堵门者抓走拘留了一天。最后是劳动局出面，企业一次性赔偿了10多万块钱才了事。
林军所租住的房屋位于昆山开发区的平巷新村。在铁门掩映的院落里，除二楼单间留给房东居住外，其他六七间——包括原来充当储物间的平房都被出租给在台资企业里打工的人们——安徽人、贵州人、江西人、河南人、甘肃人……一名租客指着楼上的房间，叹了口气：“他们好几天没回来了，估计出事了。”
“中荣公司太脏了，附近哪个中介都不愿意往他那里送人，出事是迟早的。他们都是在自己厂门口设点招人，有的民工骑电瓶车经过，就被拉进去了。”平巷新村一家劳务中介负责人说。
他身旁的墙上，台资企业的彩色招工传单贴了两米多高，每个单子都把劳工价值量化成一串数字：“基本工资1700元/月，平时加班13.19元/小时，双休加班17.59元/小时，节假日加班25.38元/小时。”
不仅中荣公司，对昆山富士康以及整个在昆山的台商群体，员工的评价都是两个字——“小气”。
一名曾在富士康昆山生产基地干过的苏北员工说，台资厂会根据生产计划和停电通告，在工作日安排调休，并在双休日补班，其结果是，双休日就拿不到“双倍工资”的加班费了。另一名来自甘肃省陇南市的台企电镀车间员工的丈夫也反映有此情况。
这名甘肃籍员工的丈夫说，电镀离不了盐酸、硫酸，每天下班后就要用尖部装着磁铁的铁管，在池子里搅来搅去，把掉进槽子里的产品吸起来。这时候，人就要挨着半人高的槽边，任100多度的硫酸挥发到戴着口罩的脸上。对他妻子而言，这已经是高强度的工作了，但还被不断要求加快速度：“工资没有增加，厂里要求越来越快，就跟爬台阶一样，快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人的速度能有多快？”
另一位男子在中荣公司的妻子至今失踪。他在电话里激动地说：“早上7点一直干到晚上8点，当天计件制的任务干不完，还要干到晚上九点多，一个月也就拿个5000多块钱！老板嘴上让你拼命干，说干完就能下班，但会在临近下班时突然增加产量，只多给一两百块钱。”
对此，一位曾在世界500强台企在昆公司任职的台商辩解说，日资、美资企业侧重“指标化”，类似于代工，对员工的行为养成有一套管理方式，包括奖励、比赛、活动等。而台资企业侧重“管控化”，很多台湾老板并非管理学起家，70%的台企让大陆人管大陆人，但大陆人比台湾人管得更严，动不动就开骂，骂了员工才动。
被庇护的台商
经济观察报记者从权威渠道获得了一份昆山市企业环保信用评价结果，2012年，中荣公司被列为“红色等级企业（19家）”，2013年，中荣公司则被列为“黄色等级企业（85家）”。前者意味着“未达标”，后者则属于“警告类别”。
但这一切，都未能对中荣公司有触动。林军回忆说，每次环保局到中荣公司检查之前，厂里都能提前知道，让污染重的抛铝车间停工，“这里面肯定有猫腻”。
曾撰写报告文学《昆山之路》并见证昆山开发区发展历程的作家杨守松表示，台商非常清楚大陆地方政府的软肋——经济政绩。经济观察报记者从昆山市政府获悉，2014年上半年，昆山市生产性投资下降了4.3%，其中工业投资下降了7.7%。
杨守松说，这些台商知道，GDP、税收、就业等指标，是江苏压苏州，苏州压昆山，昆山压下面的乡镇。部分台商会跟政府谈条件：“你们不欢迎我们，我们就到别的地方去，那边开的条件优惠多了！”有的项目甚至是上级领导的“一把手工程”，下次领导一来，听说这家企业走了，昆山当地就会很被动。
个别台商甚至在违法犯罪之后寻求“法外治权”。昆山当地一位退休乡镇干部说，“赖昌星事件”爆发前后，昆山有个台商涉嫌走私被昆山海关抓获，在昆山投资一家大型企业的某台商竟反过来把海关关长训了一顿：“你想罚款，我就找书记市长；书记市长不理我，我就找苏州市领导；再不行，我就找江苏省领导，直到找到北京。”
昆山，在台湾岛内被称为“小台北”。在当地政府的“特批”或“向上争取”下，这里诞生了大陆第一家获得国家正式批准的台商子女学校（2001年），设立了大陆第一家台资银行——彰化银行（2002年）。如今，在昆台商总数已达到10万人，占大陆台商的1/10，平均每平方公里4.5家台企，因一度占全球产量半壁江山而被誉为“世界笔记本电脑之都”。
杨守松说，上个世纪90年代初，首批登陆昆山的台商还是比较踏实和勤奋的；到了90年代末，第二批登陆的台商就掺了些水分了，想来昆山“揩点政策油水”，比如从昆山低价拿地100亩，用于工业开发的只有10多亩，开发房地产的四五十亩，还有三四十亩不开发等着土地升值。这些台商中的大企业就算交了3000万元税收，政府在土地划拨、资金返还等方面倒贴给它的钱，却远大于3000万元。
据昆山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蔡坤泉主编的《台商在昆山》介绍，昆山台湾同胞投资企业协会（简称“台资协会”）已成为继党委、政府、人大、政协之外的“第五套班子”。经济观察报记者就此致电台资协会询问，但该协会工作人员表示：“我们协会接受采访，必须征得市台办同意。”
在昆山市政府和台资协会的共同推动下，台商拥有了市级部门机关效能评估的“评判权”。据山东省商务厅一名曾到昆山取经招商门道的官员介绍，昆山市纪委曾为此向台资企业发放问卷，供电局能否及时供电、公检法能否提供法律支持、总工会能否争取到劳模指标，都在被调查之列。
那些台湾“产业大佬”也成为政府主官的座上宾。该山东官员提到，在昆山投资1亿美元以上的企业家，会被授予“昆山之友”荣誉市民称号，进而被聘为特邀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市政府高级顾问，甚至可优先安排跟领导见面、优先享受国家优惠政策，“使投资者享受到国宾级待遇”。在昆山，这样级别的企业家以台商居多。
随着在昆台商高度组织化，一位欧洲外资企业负责人的昆山朋友告诉经济观察报记者，作为亚洲最大的电梯公司——芬兰独资企业通力电梯有限公司登陆昆山后，给员工的工资是800美元，而台资企业工资只有800元人民币。一名大型企业台商就以“不再增资”和“停止招商”为筹码，向昆山市政府施压。在政府出面“协调”下，通力电梯不得不把工资调回到800元人民币。“这件事给欧盟企业带来很大的震动——政府插手企业经营了。从今以后，除了台资、日资、韩资企业，欧美外资企业不再愿意投资昆山了。”这名昆山人感叹道。
风暴余波
中荣爆炸事件发生后，高雄籍在昆台商唐力的感觉是“躺着中枪了”。
唐力曾在台塑集团在昆山的子公司中任职，后来开始创业单干。爆炸事故发生当天，唐力就觉得全昆山的气氛很不对，“台商”身份甚至影响公司好几单业务谈判。他不愿意细谈这次事故，只是说：“这是我们（台商）应当承受的。这两天，我怀着‘待罪之心’，天天在手机上刷新闻。身边好几个台湾人都在献血。”
唐力在新闻里看到，国家安监总局局长杨栋梁8月4日在事故调查组会议上指出：“所有企业不分内外资，不分所有制，不分中央地方，不分大中小，都要严格遵守安全生产法律法规。”重压之下，昆山市政府一名知情人士表示，8月5日，安全生产会议开到晚上11点多。
随着中荣公司董事长吴基滔等台商被刑拘，唐力身边的朋友开始谈论招商政策的转向。早在两个多月前的2014年昆山市招商服务干部业务培训班上，昆山市委书记管爱国已表示：“如今的招商选资，单纯依靠低价土地和政策优惠来拼项目已经不是明智之举。”
昆山市一位副科级退休官员则直言，昆山引进的外资质量，包括技术含量、亩均效率、环保安全水平都需要提高。“现在国家政策已经往‘内外资平等’去走了，原来给台资的‘两免三减半（外资企业从获利年度起2年免征企业所得税，3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也会慢慢向‘普惠制’过渡，促进内外资公平竞争。”这名官员称。
爆炸事故发生后，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其中就包括“追究责任人责任”。8月6日起，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对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当地政府及相关部门展开调查，对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严厉追究责任，依法依规进行党纪政纪处理。对此，昆山市委宣传部一名工作人员则婉拒了采访：“市政府几乎所有公务员，都在参与伤亡者家属的安抚工作，现在不是接受采访的合适时机。”
昆山首任市委书记吴克铨希望：“中荣爆炸案发生后，对外资企业管理不严的做法，今后有所收敛。”
（文中林军、唐力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