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才能避免用旧理论解释新问题？这真是个问题。

　　“改革”字眼出现77次的2014年中国政府工作报告中，将GDP增速定为“7.5%左右”。“7.5%左右”会让改革的空间收窄吗？就业真是稳定社会的基石？对于一个13.5亿人口的国度，虽然城镇化率尚未达到60%，但城市人口数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地区或国家的总人口数，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社会实践，新古典主义、凯恩斯主义都不能解答，这是一个只有时间才能解答的疑惑。

　　马克思说，“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

　　政府如何发挥力量？混合所有制经济怎么完善？新型城镇化建设如何推进？国企改革的路径怎样？产业比例如何协调？一切都将在政府转型与经济转型激荡中，渐露端倪。

　　7.5%的担忧

　　7.5%，实际上仍是一个“相对高而稳定的GDP目标”。这一目标设置背后并非没有争议，但政府最后拍板在7.5%左右，一个最大的压力是就业

　　3月5日下午，全国政协经济界别小组（第37组）分组讨论，中央电视台进场摄像。全国政协委员钱颖一第一个发言，谈的不是“7.5%左右”，而是“确需设置的行政审批事项，要建立权利清单制度，一律向社会公开。”谈了约15分钟，当日，他再无发言。

　　邻座的全国政协委员潘功胜稍后发言，言简意赅，“投资占GDP比重还是偏高，对7.5%左右的容忍度可以大一些。”当日，也再无公开发言。

　　“与2013年政府工作报告相比，GDP增速、CPI指数、城镇失业率三大目标都一样，而城镇新增就业目标数增加100万人次，但进出口总额增长目标却降了0.5%，这是为何？”趁会场气氛轻松时，《国际金融报》记者“猫”到潘胜功座位后面，问了这个问题。他觉得，不必机械的数学比较，这一升一降间不存在必然逻辑。

　　巧合的是，3月6日下午的分组讨论，钱颖一发言谈了这个问题，“这说明政府对就业的重视。”

　　数据显示，2013年政府工作报告将城镇新增就业目标数定为900万人次，实际新增就业1310万人，创历史新高。而在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回答德国记者关于“7.5%目标会不会影响改革的问题”时，楼继伟的回答共621个字，其中494个字讲就业。

　　“7.5%”，甚至“左右”，其实不是秘密。2月27日，摩根大通首席经济学家发给《国际金融报》记者的邮件中有这样的表述，“根据近期观察，政府在2014年很可能会保持7.5%（可能会加注‘左右’）的增长目标”。去年年底，有机构预测今年GDP增速会定在7%，不足百天，是什么变量让7.5%重新跃上纸面？

　　3月6日，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袁志刚的言论可以为思考提供一些线索，“全国两会召开前，政府对于GDP增长目标迟迟未定，业界学者对此产生意见分歧。最后迫于今年巨大的就业压力，为了让企业有继续招聘的信心，再加上人民币汇率的考虑，还是不得不提7.5%这样一个相对高而稳定的GDP目标。”

　　就业压力有多大？

　　去年年底，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2014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网络视频会议上透露，2014年全国高校毕业生规模将达727万。这意味着，继去年高校毕业生达699万，获称“史上最难就业季”后，2014年将再增28万，再创历史新高。3月3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通知，要求各地落实和完善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扶持政策，深入实施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就业促进计划，确保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稳定。

　　3月5日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促进1亿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引导约1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全国政协委员陈锡文在接受记者群访时强调，“一张城镇户口不会立即解决农民的保障问题，还是得让其有工作，有收入。”这两亿人次的就业也是需要机会的。

　　保就业的经济增速底线是多少？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多次提到，“7.2%是确保失业率保持在合理水平的增长下限。”

　　之所以将GDP定在7.5%左右，袁志刚认为，这体现了李克强经济学的上下限思维，“上限就是CPI控制在3.5%左右，下限有两个角，一个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7.5%左右，还有一个是城镇登记失业率。”

　　政府工作报告对此的解释更精炼，“兼顾了需要和可能。”

　　10年转型得失

　　10年前，“经济转型”概念首先在地方提出，当年就被国务院欣然采用。10年后，经济在腾飞，但发展已经吃力。7.5%的增长目标本身就为转型腾出了空间

　　“7.5%的增长目标为改革留下了多少可能呢？”

　　之所以向楼继伟发问的德国记者有这样的疑问，源于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条件和经济结构在过去10年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固定资产投资比例依然偏高，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投资热情依旧。

　　如果要梳理“经济转型”的得失，可以选择2001年。“经济转型”是2001年5月阜新市第九次党代会上提出的，“以经济转型为主线加快发展”。同年12月28日，国务院正式下发文件，批准阜新为全国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转型试点市。“经济转型”这一命题正式写入“中央11号文件”及“十六大”报告。

　　但是政府对经济再发展的路线选择争论最激烈的时点是2004年。制定“十一五”规划时，曾发生过一场关于转变增长方式的激烈争论。当时形成的共识是，“投入各种自然资源来刺激增长的方式，已难以为继，必须转，不管多难”。10年实践，确实很难。

　　《201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和201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显示，2013年，“服务业增加值比重达到46.1%，首次超过第二产业”，“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104.4%”，“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增速为19.6%。”而2004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是，“第二产业增加值72387亿元，第三产业增加值43384亿元”，“2004年第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达到43%，全年增速达25.8%”。

　　两相对比，经济结构上出现了不小的变化，但固定资产投资增速10年降了约6%，事实上，2013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首次在20%以下，正如潘功胜所说，“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投资比值依然较大。”

　　而劳动力市场呢？正是从2004年开始，出现了“用工荒”，年复一年，愈演愈烈。

　　“我在宁波杭州有很多服装加工企业，10年前8名员工合住一间宿舍，现在4名员工合住一间还很有意见，想辞职不干。”3月6日下午，全国政协小组讨论会，金建华呼吁，在座的应该多帮纺织企业呼吁，要要政策，全国6万多纺织企业能够提供1000多万就业岗位，如果这个行业倒了，就业目标怎么实现？

　　全国政协委员傅成玉和张小济对此很认同。“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非常重要。2008年外贸企业不景气，农民工还可以回乡，城镇化发展以后，如果外贸出口情况不佳，失业的农民工往哪里回？13.5亿人的国家，不能服务业发展了，第二产业就萎缩了。”傅成玉表示，“对第二产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保护要像保护农村耕地一样去保护”。

　　张小济透露，自己的研究团队正在研究中等收入陷阱课题，“是不是不再需要大力发展第二产业，是不是现在就应该将制造业向外转移了？”

　　而楼继伟在介绍2013年就业情况时表示，“2013年对就业贡献最大的，一个是小微企业，一个是服务业。服务业去年占GDP的46%，容纳了大量的就业。今年我们继续在实行营业税改增值税，推进通信业增值税改革的同时，还研究将生活服务业、不动产业、金融服务业纳入增值税的范围，服务业将有更大的发展。”

　　到底怎么平衡产业发展，全国政协委员蔡鄂生认为，“第一、二、三产业占比多少，还是要看经济发展的效率，经济结构不调整，一味靠政策支持某个产业，还是不长远。”

　　从光伏业的境况，能够看出政府引导式转型的弊端。光伏产业本是新兴战略产业之一，但是在一些地方政府“保姆”般的扶持下（包括直接补贴与低利率贷款），却迅速沦为以加工为主的“新的旧工业”。没有信号灯的市场，无法挑选出真正有效率的企业，光伏不过几年就走到全行业亏损的境地。

　　市场的作用怎样才能显现？十八届三中全会给出了答案。

　　7.5%背后的改革

　　简政放权，还能怎么放？财税改革，又分几步走？金融改革，改到什么程度？混合所有制，甜头在哪里？GDP增速7.5%下的中国改革，一片繁忙

　　具体而言，7.5%增速背后，改革如何前进？

　　十八届三中全会，“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改革”成为目标。习近平亲领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改革措施陆续出台，政府简政放权，力求“市场对资源支配起决定性作用”。

　　去年12月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列出了2014年的六大任务，总体有两个目的：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和保持稳定并防控下行风险。

　　3月5日，李克强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2014年改革领域的重点工作分4大类17小项。3月6日上午，李克强总理参加山东代表团讨论时再次强调：要让改革红利不断释放，以改革创新推动稳中求进。

　　“当前体制机制方面的问题，确实给市场主体活力带来障碍，对各方面潜力发挥形成束缚。”李克强“老调重弹”，“政府要切实把不该管的放给市场，并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做到放管结合。真正让企业充分行使经营自主权，努力营造公平竞争环境，让更多的企业放胆，让科研人员放心，没有后顾之忧地投身创新创业，把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充分激发出来，转化为发展的巨大推力。”

　　根据安排，2014年国务院要再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200项以上（2013年取消和下放416项）；推进投资创业便利化。确需设置的行政审批事项，要建立权力清单制度，一律向社会公开。

　　钱颖一对此的理解是，“这是为了让市场起资源配置基础作用的实质性可操作步骤。”

　　这一点，实际上成为了不少地方“大员”的共识。《国际金融报》记者这几日在与四川省、山东省和上海市多位人大代表交流改革话题时，他们提到的改革第一要点就是“行政体制改革”。

　　比如，3月5日早间步入人民大会堂前，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省长郭树清就告诉《国际金融报》记者，将正面推动多个领域的改革，“首先，就是政府职能转变、简政放权。其次，就是深化农村改革。再次，还包括事业单位改革等。”

　　3月5日下午，在梅地亚新闻中心，全国人大代表、国家发改委主任徐绍史亦对《国际金融报》记者在内的众多媒体透露，本届政府把转变职能、简政放权当作“开门”第一件大事。

　　值得注意的是，《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提到，要“抓好财税体制改革这个重头戏”。3月6日上午，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在梅地亚新闻中心对此进行了解读。他说，财税体制改革主要涉及三个方面：预算改革、税制改革、中央和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的问题。

　　“2014年，主要从前两个方面先起步。”楼继伟说，预算改革方面，今年的预算报告和往年有所变化，总的要求是按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要求，一方面透明，另一方面是审查预算的重点从赤字规模向支出预算和政策拓展，语言和注解也有所变化，构成新的预算编制的模式。

　　楼继伟说，税制改革方面，今年将继续进行“营改增”，“同时，财政部正在研究资源税、消费税范围和税率做适当调整，还要推进环保税、房地产税的立法”。

　　“中央和地方的事权划分，是下一步改革要做的事情。”楼继伟说，中央与地方职能的划分是一个国家治理的问题，不是一个纯粹的财政问题，“一个国家，中央政府、省政府、市政府、县政府各承担什么责任，相应承担多少支出，责任中有没有互相之间的排他性，或者说，责任之间有没有互相的合作性，及因此怎么样匹配支出责任，都不仅是一个财政问题，大部分国家都是通过立法来解决”。

　　与上述改革方向比较，市场最关注的莫过于“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李克强总理的表述几乎涵盖了金融领域各方面所能想到的点：继续推进利率市场化，扩大金融机构利率自主定价权。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扩大汇率双向浮动区间，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

　　“稳步推进由民间资本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引导民间资本参股、投资金融机构及融资中介服务机构”、“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健全金融机构风险处置机制”等，亦成为政府工作报告的重头戏。

　　除此之外，“增强各类所有制经济活力”成为改革的重要目标。“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优化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加快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和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政府工作报告说。目前，中国一些大型央企或国企已在混合所有制方面有所行动。

　　3月5日下午，全国人大代表、五粮液集团公司董事长唐桥对《国际金融报》透露，早在2009年，集团公司旗下的“孙公司”就进行了混合所有制的改革。“未来，我们会朝混合所有制继续努力，吸引民间资本，跟五粮液集团一起共同组建公司。”他说。

　　不全是红利

　　没有一本万利的事，改革也是如此。调结构和稳增长两者之间的平衡取舍，才有了7.5%的“左右”二字。此消彼长中，一些产业机会会来

　　政府改革的决心是毋庸置疑的，但2014年宏观政策的选择将重点围绕着结构改革和稳增长两者之间的平衡取舍。部分领域的改革在短期内将会对经济增长造成负面影响，例如关闭部分重点行业的过剩产能、以及限制地方政府在投资活动中的参与程度，但行政改革、金融改革和财政改革对短期增长的负面影响相对较小（或者会带来正面影响）。

　　徐绍史介绍，2013年一直到今年，取消或下放的行政审批权一共是416项，这进一步激活了市场主体的活力，“去年全年新登记注册的企业达到250万户，同比增长了27.6%，各类市场主体是近5年的新高。”

　　摩根大通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朱海斌分析，中国要保持7.5%的增长目标，将使得那些能带来中性或正面短期影响的改革迅速推进，如财税改革、金融改革、放宽独生子女政策、鼓励民营资本投资重要工业等。

　　3月5日上午，全国人大代表苗圩告诉《国际金融报》在内的众多记者，去年年底，电信业对民营企业开放迈出了实质性步伐，工信部对19家民营企业分两批发放了移动转售的业务牌照，这标志着酝酿了好几年的基础电信业务对民营企业开放有了进展。

　　“中国的民营企业家有无限的创造力，我相信他们拿到资质后会在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等各个方面取得跟以往电信制造企业不一样的成绩。”苗圩认为。

　　当然，改革也会有阵痛。3月6日下午，全国政协委员、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在人民大会堂新闻发布厅坦言，改革的“硬骨头”是利益集团和制度惯性，即路径依赖。

　　“利益集团在改革问题上应该服从大局，不要因为一些利益集团的反对或阻挠而使改革出现障碍，这需要有决心。”厉以宁说，“关于路径依赖，同样需要勇气来改革，要靠壮士断腕的手段和决心，这是符合中国实际的。”

　　从代表和委员们对混合所有制改革以及简政放权落实的态度，就可看出改革非一朝一夕。

　　全国人大代表张天任在3月5日人大开会间隙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说，都说简政放权、帮助民营经济，“那么，地方政府能否真正做到一点，且能在用地、用电等的行政审批上更快？”他举了一个例子称，有些企业为了等一块用地指标，“两、三年时间都没批下来”。全国政协委员郭广昌3月6日下午对《国际金融报》记者谈到混合所有制时说，如果民企不能主导经营权改革，混合所有制“肯定不成功”。

　　影响GDP增速目标的关键之处在于，结构性改革和保持经济合理增速可能会发生冲突。多数机构的分析认为，虽然从长远来看，经济结构调整有利于实现可持续的增长并且提高增长质量，但对短期增长可能将带来不利影响。遏制政府支出规模，削减部分制造业行业的过剩产能以及去杠杆等改革内容将在短期内对经济增长带来较明显的下拉作用。而许多其他领域的改革的短期影响较为中性，例如资源价格改革和社保体系改革等。相形之下，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权限和鼓励民间投资等改革可能将迅速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改革的短期效应取决于各类改革措施实施的先后次序，以及它们各自推进的速度。

　　全球经济影响

　　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政策是今年世界经济复苏面临的首要风险，这也当然对中国GDP增速目标的完成带来负面影响，更要警惕一些借此“唱空”的谬论

　　全球经济版图中，中国注定是“浓墨重彩”的。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近期统计显示，中国对全球增长的贡献占30%左右。同时，一项研究表明：中国对外贸易对全球贸易贡献度超过三成，对大部分国家和地区的贡献也远高于美国和日本。

　　这意味着，中国官方制定的7.5%GDP增速目标能否实现，将不可避免地看全球经济的“脸色”。

　　目前而言，就欧美发达国家看，欧洲经济的回暖和美国QE（量化宽松）政策的实时变化，肯定将影响到中国经济短期的动向，甚至是最终的经济增速。

　　就前者来看，一旦欧盟经济区的复苏势头加快，将有利于中国“三驾马车”中的出口，这就印证了瑞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汪涛的分析：“受益于来自发达经济体的外需走强，中国今年7.5%的经济增长目标是可以实现的”。

　　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兼经济与货币事务委员奥利·雷恩近日已经给市场带来了好消息，欧洲债务危机最坏时期已过，欧洲经济目前正恢复增长。

　　不过，欧盟的不确定性在于，截至今年1月，欧元区的失业率为12.0%，与前4个月持平，仍居高不下。其中，25岁以下年轻人失业率依然远高于平均水平，欧元区为24.0%，欧盟则为23.4%。这意味着，经济是否真的在回暖，仍存在一丝疑问。

　　美国的情况同样有些复杂。美联储鸽派委员、纽约联储主席William Dudley日前表示，美联储缩减QE的前景仍取决于经济数据，“如果经济数据持续疲软，美联储可能会放缓缩减QE的速度”。

　　Dudley认为，当前缩减QE的步伐是合适的，改变缩减QE道路的门槛相当高，经济前景必须有实质性的改变。同时，没有很大的必要缩减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规模。不过，与欧盟类似的是，美国的就业数据并不像股市等金融市场反映的那样，彻底走出了低谷。

　　“总体看，美联储退出QE3给美国经济持续增长带来一些不确定性，甚至可能打断美国稳定复苏进程，并通过贸易、金融等渠道溢出负面效应，影响全球经济的稳定和增长。”有市场人士分析，“可以说，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政策是今年世界经济复苏面临的首要风险。”

　　新华社3月6日亦分析，发达经济体在继续复苏，但步伐仍缓慢，“2014年，新兴市场国家将面临一些挑战”。

　　值得注意的是，全国政协委员林毅夫3月4日晚在委员驻地说，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主要是外部因素引致。“经济增长有三大亮点，出口、投资、消费。发达国家经济疲软，导致中国出口增长减缓；国际投资增速慢，也影响在国内的投资。”林毅夫解释，“目前只有国内消费比较正常，高投资回报的机会也很多，包括工业产业升级、改善基础设施等项目，也包括治理雾霾的产业投资。”

　　但林毅夫强调，就国内消费看，“如果将这些有利条件用起来，未来几年中国经济保持7.5%到8%的增长率没有问题”。

　　事实上，近期唱衰中国的声音不断。此前，法国兴业银行“唱淡”中国今年经济增速只有6.9%，瑞士银行、美银美林预测“中国经济今年有可能硬着陆”。

　　“对未来的发展，我们充满信心。”徐绍史3月5日下午驳斥了唱衰中国论。他进一步解释，全面深化改革将进一步增强经济的内生动力和市场主体的活力。同时，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推进，将释放巨大的需求，且创新驱动将大大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

　　“中国完全有条件、有能力、有信心实现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徐绍史强调，“对中国经济发展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开局良好，前景更好’。”

　　这意味着，从林毅夫和徐绍史的维度看，外部因素虽在影响中国经济增速，但通过改革等挖掘内在潜力的手段，将让中国GDP增速平稳迈过7.5%大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