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善宏观调控关键是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发布时间:2013年11月21日 10:04 作者:周子勋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闭幕后,国务院的工作重点已放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筹备上。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公布后,今年的筹备重点将放在改善宏观调控方面。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健全以国家发展战略和规划为导向、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的宏观调控体系,推进宏观调控目标制定和政策手段运用机制化。

  与之相呼应的,国家发改委开始牵头研究制定优化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有关方案。如果一切进展顺利,这份宏观调控的优化和改善方案将于今年年底前上报国务院。据悉,这一方案将结合此前已经开始分步进行的政府职能转变和简政放权的有关工作,本着市场化、科学化的原则,对宏观调控手段进行完善和优化。除国家发改委外,财政部、人民银行、监察部、商务部、银监会都已陆续参与该项工作。目前,该项方案起草和制定的总体原则已经确定。一是贯彻中共十八大以来以市场化为方向,深化改革的总体精神,对现有宏观调控机制进行调整、完善;二是结合十八大以来已经确定的政府 “简政放权”、“减少行政审批事项”的工作方针,对现有宏观调控手段予以优化。

  毋庸讳言,过去十年间,每逢经济下行,决策层都会推出宏观调控,以政府投资的方式拉动经济增长。在过往的发展过程中,中国各级政府与企业通过不断地负债扩张,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经济绩效,同时也遗留下不少发展问题。当前我们所关注到的各种顽疾,其实都根植于这种模式之中。过度依赖投资,导致了产能过剩;地方政府与城投平台的负债扩张,形成了牛皮癣式的地方债;各种隐性与隐蔽的融资方式,构成了当前中国影子银行的主体;而这些问题,又都在金融危机之后的经济刺激计划中恶化。可以说,新一届中央决策层正是看到了宏观调控所带来的种种弊端,才下决心不再延续既往的政策基调。相较于过去简单的应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的传统调控方式,创新的宏观调控方式首次提出了科学的政策框架: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使经济运行处于合理区间,经济增长率、就业水平等不滑出“下限”,物价涨幅等不超出 “上限”,成为宏观调控政策的指针。中央决策层希望兼顾当前和长远,找准政府定位,认清市场规律,不再做刺激—反应式的决策。

  值得注意的是,改善宏观调控,货币政策仍然是关键。目前,货币政策的宏观调控方案,主要由人民银行负责组织起草相关措施,向国务院提政策建议。不过,有报道称,人民银行在为此展开的调研过程中,产业、官员、专家各路人马意见不一,特别是在明年货币政策是松是紧问题上争议较大。过去三年,央行的货币政策虽然不断微调,实际仍以紧为主;目前的货币政策,被认为是“中性偏紧”。 10月份社会融资规模为8.564亿元,10月末广义货币(M

  2

  )余额

  为107.02万亿元,按年增长14.3%。这些数据显示,目前货币供应量基本稳定,但社会融资规模和新增贷款仍然比预期低。在这样的背景下,加上明年还有推动金融改革的重大任务,中国货币政策如何调整,就成为较受关注的内容。而目前相应争论中,主要意见被归纳为松紧两派。所谓紧的一派,是不是建议收紧货币政策,还是继续实施目前“中性偏紧”的政策,大方向不动,从中进行微调。而所谓松的一派,也没有提到货币政策再回到宽松的定位,而是在稳定现行货币政策思路上,作较大的政策调整,至少应令目前已经较高的利率水平回落,比如放松目前过紧的监管,货币流动性不要保持持续的紧张等等。不过,按央行行长周小川等人近期的表态,货币政策的主线不会大变,比如绝对不会由“稳健的货币政策”转到“宽松的货币政策”之上。而在稳健的货币政策框架内,政策可能继续偏紧,因为来年要改革,金融领域的动静会很大,中央政府最担心的仍是防风险。

  其实,对宏观调控中的问题认识还是比较清楚的,对宏观调控的行政化、宏观调控的微观化的批评,近年一直没有断过,但由于政府调控一直不改,以至于市场开始对此麻木了。从某种程度上说,宏观调控最大的问题就是政府干预经济,导致的结果就是以宏观调控代替了改革。因此,改革宏观调控的关键,还是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不是从概念上,而是从政策上、政府行为上来切割政府的过度干预,把属于市场的还给市场。对于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问题,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的几个说法值得注意:第一,不能简单地谈“小政府、大市场”。他认为,“小政府”不是政府人员越少越好,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第二是对“强政府、强市场”的“双强”体制,厉以宁认为这个说法也不准确。 “强市场”就是市场发挥作用,“强政府”则意味着政府一定处处管到,这也不对。在厉以宁看来,正确的说法应该是“有效的政府、有效的市场”。政府不在于大小,不是人员多少的问题,也不是管辖范围多大的问题,主要是政府做政府应该做的事,效率要高。政府做政府该做的事情,市场做市场可以做的事情。

  由此可见,中国现在的确应该大张旗鼓地重提“市场化改革”的重要性,在现有的体制框架下,如果不深化市场化改革,不取得一些真正的突破,中国不管是经济改革还是政治改革的空间都会大大缩小,社会矛盾会更加激化。基于这个角度来看,十八届三中全会对于市场化问题的提法相对过去有了明显提升。 “要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三中全会将市场的作用从过去的“基础性作用”提升到“决定性作用”。这种改变如果得以落实,必须在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很多方面取得突破。比如,在金融资源的配置、市场准入、国企垄断等多个方面,迄今仍然还存在很不“市场化”的问题,不打破这些障碍,就谈不上让市场发挥“决定性”的作用。

  诚哉斯言!政府如何完善宏观调控,如何提高宏观调控的有效性,是当前和今后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某种意义上说,科学的宏观调控要有好的宏观政策框架,能够有效预防经济发展中的风险,最大限度地把经济发展中遇到的波动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