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李健
　　2011年1月20日，本报曾以《家庭年收入1200元，贵州泰邦送温暖老总泪花流》为题，报道了贵州威宁县贫穷落后的面貌。近日，记者随国家开发银行贵州省分行（下简称国开行贵州分行）一行再次来到这里，却发现这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幢幢高楼拔地而起、宽阔马路取代泥泞小路、农民家庭年收入由1200元上升到3万—4万元……
金融扶贫 威宁生巨变
　　国家级贫困县为何在短时间内有着如此变化？记者在采访中发现，除国家支持和当地政府努力外，最重要的因素是“金融扶贫”发挥了巨大作用，国家开发银行在这里扮演了重要角色。随行的国开行贵州分行行长王永进告诉记者，对威宁“金融扶贫”有两点，首先是讲政治，其次是负责任。
　　王永进称，2010年4月第一次到威宁了解农民生活状况后心里很不是滋味，没想到还有如此贫穷的地方。2010年4月，他向北京总行递交了开行支持“威宁试点”工作思路的报告，提出威宁“金融扶贫”应是一个系统工程，对县域经济、城镇化、生态建设和扶贫开发等应同步进行。“威宁贫穷落后，根本原因是基础设施差，县委书记下去检查工作，早上出门晚上回不来，一天只能看一个村或一个镇。开行对威宁的第一笔贷款就是建设污水处理厂，随后涉及廉租房建设、修建城市道路、农业产业化和中小企业发展等，到目前，开行在威宁贷款余额已达到5．2亿元”。
开行扶贫考验金融创新
　　“目前，威宁基础设施建设基本成型，‘十二五’期间，开行和地方政府深度合作，争取贷款额度达30亿—50亿元，最终将威宁县域经济带动起来。”王永进说。开行将不断推动地方投融资平台建设，搭建“四台一会”（即借款平台、管理平台、担保平台、公示平台、信用促进会），通过投融资体制、机制建设，加大投资力度，促进经济更好更快发展。
　　为什么要运作“四台一会”？王永进认为这是一个金融创新的理念。开行是批发式银行，除每个省有分行外，没有营业网点，资金支付靠委托代理行，也就是委托其他银行做现金业务。由于银行和企业之间信息不对称，开行要想把金融业务做到社会民生领域，就需通过“四台一会”方式，形成“以批发的方式解决零售的问题”，比如通过地方中小企业局、工信委及地方政府等管理机构了解企业相关信息，从而规避信息不对称的风险，也延长银行的服务半径。
　　针对金融创新，王永进举了几个例子：首先以威宁环城路建设为例，当时政府没资金，但这条路涉及城镇化和民生问题，银行又不能直接给政府贷款，道路建成后也不能收费等，面对这一系列问题，怎么办？开行想出一个办法，让一家县融资平台负责贷款修路，道路建成后带动周边的土地增值收益，政府通过公司还贷，通过变通和创新，问题就解决了。
　　最让王永进感到欣慰的是对贵州农业产业化的贷款扶持，他认为事情虽小，但其他商业银行却没想到。去年贵州仁怀市苍龙镇水塘村成立了贵州第一个高粱合作社，该合作社除为茅台酒厂种植高粱外，还想用闲置的土地种植蔬菜，为此要贷款20万元，找很多银行贷不到款，银行都要求有财产担保。开行通过调研发现，该合作社与酒厂有订单，于是就用订单做质押担保。王永进说，目前一些金融机构大多把心思放在大城市、大客户及优质客户上，为拼这块蛋糕早已打得“头破血流”，金融机构在县域经济建设、农业产业化和扶贫攻坚上应反思如何创新。
金融扶贫突破“等靠要”
　　到目前为止，开行贷款已深入到贵州52个县。王永进告诉记者，“国发2号”文件出台，金融机构应认真考虑深入区县和扶贫攻坚等领域开展业务的问题。他认为，当前贵州县域经济还没成型，扶贫攻坚难度大，加大“金融扶贫”力度最起码有几个好处：
　　首先减少地方财政负担。传统扶贫观念就是每年从中央、省等财政里拿出一部分资金，比如春节送温暖、救灾等。但这只是简单地“输血式扶贫”，一方面地方财政有限难以做大，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养成了被扶贫人等、靠、要的陋习。
　　其次可作为推动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贵州县域经济刚起步，除盘江、仁怀等这些县有大企业和产业支持外，其他县级单位，应根据自己特色，利用金融杠杆打造龙头产业。
　　目前，开行已与贵州16个县签订了扶贫空间合作备忘录，总金额33亿元，涉及34个农业产品。这意味着农民只要通过“四台一会”这个平台就可贷款。“资金有保障就能正常生产经营，产量就会提高，价值就会放大，县域经济就会得到发展，贵州经济才不会贫血。”王永进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