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刘丽靓 丁鑫 李木子 傅苏颖  夏青
　　编者按：2012年是深度调整之年。如何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挥别狭义的经济改革?如何以转变政府职能、调整财税体制、释放要素红利、调节收入分配、推动国企改革、构建以现代农业为基础的城市化进程为突破口，破除束缚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平稳有序转型的体制、机制性障碍?种种疑惑或许可以从近期举行的“财经2013”等各种论坛会议上获得答案。
　　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
　　和经济发展同步
　　引言：改革开放后，尤其是近十年来，我国经济发展成就举世瞩目，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快速发展过程中，亦暴露出一些新的问题，如居民收入增长未赶上经济增长速度，贫富差距扩大等。如何让民众分享经济增长成果？
　　专家出镜：吴敬琏 高西庆 白重恩 秦晓
　　国研中心高级研究员吴敬琏表示，从过去的经验来看，未来改革大概有三步，我们现在仅仅走了第一步。
　　吴敬琏表示，第一步是所谓目标模式的确定。现在说法叫顶层设计，顶层设计的确定。第二步是制定各方面改革的方案设计。并且根据各方面改革把他们之间的配套互动关系做出一个总体规划，或者叫做行动的纲领。第三步就是实施这个行动纲领。打破阻力把各项改革落到实处。
　　吴敬琏指出，总体规划设计要环绕完善竞争性市场体系，对财税体制、金融体系、国有经济、市场监管、社会保障体系等方面的改革方案作出设计。
　　“制定整体规划，明确改革的重点，作出各项改革的实施步骤和配套关系，包括与宏观经济环境的配套关系的安排。”
　　吴敬琏表示，现在看来十八大明确了我们到底应该选择一个什么样的方向。十八大重申我们要坚持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这样就把全面深化改革提高了执政党的议事日程上来了，所以说第一步已经走出去了。
　　吴敬琏还表示，中国贫富差别巨大，主要原因是来自靠权力取得的收入，这部分极富人群的问题，不是所得税，也不是其他的税收能够解决的，要对权力进行监督限制，不能让这些人凭权力发财，而且要给予严厉的惩罚。
　　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高西庆表示，中国收入最高的10%人群挣的收入是全国总收入的57%，他们的财富占到80%。
　　他表示，在过去30年很多商人通过自己的智力跟自己的勤劳致富了，但是不管是政府还是社会群体对他们的尊重是不够的。目前在中国还存在着严重的仇富心理，认为富人所取得的财产都来源于不正当的财产。且自古以来，商人都被看做是下九流的行业，而做官的却高高在上。这种观点混淆了富人和财产权两种概念，中国应该尊重对于私人财产的保护，建设一个法治社会，只有这样才会缩小与发达国家的距离。
　　高西庆表示，要让富人来为穷人埋单可以通过法律、税收、平等的方式来改变。 
　　现在传言说很多企业家移民出国了，不管这些传闻是不是真的，至少都能够表明一种情绪。即在中国这个最有活力的经济体中，人们觉得我们的经济出现了问题，政府必须要对这种担忧有敏感度。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白重恩表示，目前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比较低有很多因素影响，其中一个因素就是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如果让存款利率市场化，对于提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有帮助。
　　目前，政府可支配收入占比和企业可支配收入占比都比较高。国有企业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较高，国有企业利润分红相当大的一部分没有分配到居民手中，而是在国有企业内部进行再投资。有统计显示，国有企业的分红占投资的三分之二，如此使得企业受市场的约束较小，更有可能造成过度投资的现象。此外，政府的管制、审批也需要进一步的简化和改革，促进竞争性市场的形成。
　　在公共政策方面，白重恩说，我国的社会保障政策应该与人口变化相适应、与城镇化建设相适应、与区域多样化相适应、与可持续发展相适应。他表示，我国社保缴费率过高，不利于分配体制的改善，不利于扩大内需，也不利于城镇化的进程。
　　博源基金会理事长秦晓表示，当前是改革的窗口期，一方面由于传统模式支持条件变了，社会压力出现了。另外一方面，现在启动改革是非常好的机会，有压力就会产生改革。现在是改革和革命在赛跑。
　　他说，传统的增长模式已经失灵，这是改革的前提，传统模式政府主导，投资驱动，这都是环境资源代价。新的时期已经到来，新时期要挖掘新的增长动力，找到一条更均衡更公平，更绿色的发展道路。
　　他认为，所谓传统模式失灵的外部原因和基础原因，一个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我国长期以来取得的进展是赶超型，靠规模要素投入做的。未来不能靠这种规模投入赶超型，要有创新型。我国的制度、人力资源，还没有显示出我国已具备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样一个条件。
　　他认为，政府一主导产生了官商勾结的温床，政府主导已经成了问题，也需要去改革。对于国企需要政府主导的看法，秦晓认为，这个问题在改革的初期有过正面的作用。但总体来讲它有三个大问题。第一，政府一主导必然去破坏价格，扭曲价格，扭曲资源配置，管制、经济、增加交易费用。第二，政府一主导产生了官商勾结的温床。第三，一定时候形成路径依赖和特殊利益团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