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30多年赶超型式发展，中国已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不少“中国制造”的市场占有率已成为国际同业老大。但是，中国在企业家精神凝聚力和管理模式创新上，明显滞后于GDP增速。

    当下，全球金融危机阴霾未散，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困难重重，期间必然要跨越的一关，无疑是企业管理模式转型能否成功。本周末，受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的邀请，有“中国式管理大师”之称的中国台湾地区著名学者曾仕强将来深做主旨演讲，本报记者就相关问题进行了专访。

    中国增长模式与中国式管理

    深圳特区报：管理是一门科学、一门艺术，更是一种文化现象。您已年近耄耋，仍在推行道统文化，提倡中国式管理模式。在您看来，卓越的华商基因里，是不是都在将本土文化中的经商智慧，与西方经典的管理理念相融合？

    曾仕强：中华文化讲究道统文化，道德是人类最高的信仰，也是人类共同的信仰。中国式管理的真正含义“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核心是顺应良心、为人民服务和尽人事求合理。

    全球化是大同，本土化则是小异。中国式管理以世界大同为目标，实践中更尊重各地区的小异。从管理上来讲，全球化必须兼顾本土化，何况中国大到不容许任何国家加以忽视，而中国式管理的历史，又长到不容许任何人加以否定。

    和欧洲文明传承不同的是，中国自周朝以来，都推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中国式管理。每个朝代的兴盛，都是得益于同一的和平精神和管理大道。中国的人文习俗与西方有很大差异，不能一味模仿和追随西方的管理模式。用中国人的方法来解决中国问题，才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深圳特区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迅速，很多领域都是只用30年时间，走过了西方一些国家上百年历程。中国企业管理模式的实践成果如何？

    曾仕强：早在30年前，我提出“中国式管理”的观点，并预言21世纪必将是中国人的世纪。那时，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刚刚起步，面对当时的经济状况和社会现实，很多人对“中国式管理”理论嗤之以鼻，认为是痴人说梦和“古董”言论。

    30年后的今天，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洪流。我们国家改革开放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充分印证了道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和历久弥新，同时也证明了“中国式管理”的指导意义。

    深圳特区报：中国式管理和欧美日模式最大的差别是什么？

    曾仕强：美国式管理的哲学基础是个人主义，日本式管理的哲学基础是集体主义，中国式管理的哲学基础则是常用的交互主义。交互主义秉持“二合一”的态度，将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这两种极端的说法，合在一起，形成“在集体中完成个人”的合理主义。

    在21世纪，企业管理模式应以文化为重点，把全球化和本土化的文化兼容并蓄，彼此兼顾并重，而中国式管理，足以承担这样的重大责任。

    金融危机也是管理模式危机

    深圳特区报：在解释1987年10月美股大崩盘时，“现代管理学之父”德鲁克认为，“这不是因为经济上的原因，而是基于审美和道德。”如何看待2008年华尔街巨头倒塌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这是不是经济学家预测的失误，还是企业家群体道德风险的释放？

    曾仕强：2008年11月，英国女王在访问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时，说过两句话：一是全球经济学家为何没有人预测到金融危机严重到如此地步？二是危机已发生了，为何没人能拿出解决办法？

    女王的诘问很尖锐，直指欧美管理模式的缺陷。西方经济学家平时头头是道，现在却束手无策。他们的缺点是只相信眼中所见，不知道看不见的东西，不知道这背后的大道。面对银行家企业家道德风险的暴露，找不到合理应对之策。

    相反，中国的道统文化，推崇“一阴一阳，谓之道”，讲究的是仁义道德。能见人之所见，亦能见人之未见。以中国管理哲学，来妥善运用现代管理科学，就是我们心目中真正的中国式管理，目的只有一个，在于用得有效。这次以欧美发达国家为源头的全球金融危机，再次证明了中国式管理的可行性。

    深圳特区报：这个大道具体到经济管理指什么？如何从中找到中国企业家变强的机会？

    曾仕强：全球经济短期有兴有衰，关键是看懂大趋势。这次全球金融危机，还印证了我的一个长期预测——“太平洋要兴起来，大西洋要沉下去”。现在，澳洲新西兰在经济上有脱欧入亚的趋势，商业利益至上的美国亦将重心转移至太平洋地区。在太平洋各国渐兴之时，中国企业不应照搬欧美管理模式，应该走自己的路。

    深圳特区报：的确，在美国总统大选前，澳大利亚总理吉拉德发布《亚洲世纪中的澳大利亚》白皮书，意在调整澳大利亚今后的战略焦点：从目前欧洲的“旧国家”，转向以中国和印度为代表的亚洲新兴经济体。这里面是不是透露了世界格局变化新的趋势？

    曾仕强：“19世纪是英国人的世纪，20世纪是美国人的世纪，而21世纪将是中国人的世纪。”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比因曾如此预测。理由是“以中华文化为主的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将是人类未来最美好和永恒的新文化。”

    我认为，汤比因设想相当有根据，而且也十分符合人类的福祉。中国人讲究“阴中有阳，阳中有阴”的自然规律，来合理因应“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人事现象，对于世界大同的远景最为合适。

    经济转型需要管理模式转型

    深圳特区报：目前，中国经济发展中面临“三不”难题：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问题。中国政府再次发出“中国经济要转方式调结构”的最强音。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可能由高速增长阶段向中低速转变，这是不是意味着企业家管理模式要跟随转变，来一场企业再造，实现从“毛毛虫”变“蝴蝶”的革命？

    曾仕强：危机，危机，意味着危中有机。首先，表面上看，中国因为这一危机有所吃亏，事实上却是在帮中国，在倒逼中国进行体制改革。这对中国企业来说，是个做大做强的良机。

    其次，中国宏观经济正在调结构，强化内需是方向。企业要眼光向内，面对全球金融危机更要量力而行，而不是一味求大求全。

    第三，企业家要转型，关键要转型管理模式，走自己的路。如果说以前是在摸索模仿阶段，未来则要明确定位。看清企业前景，做好市场区隔。同时，面对危机，企业内部要有共识，拧成一股绳。

    深圳特区报：经济转型不但要体现在生产力的提升上，还体现在员工幸福感的提升上。日本企业盛行终身雇佣等制度，让员工视企业为家。如何让中国产业工人也能享受这一企业福利？

    曾仕强：“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是中国人性中独特的一面。中国人的不易满足，是推动经济进步的文化动力，但也带来管理难处。所以，我提倡管理是修己安人的历程。

    管理者先求修己，引导被管理者自动修己。双方都修己，互动起来，人人自求合理，才是最有效的管理。

    如果坚守中国式管理，就要重视树状的组织精神，即根部吸收水分，源源不断地供应树干，树干也毫不保留地让枝叶予取予求。这种“我支持你，你放手去做”的精神，符合中国人“你办事，我放心”的心理需求，这才是将企业基业长青的合理途径。

    深圳特区报：“企业管理者不可能依赖进口”，这是管理学上的常识。在欧美，因为企业家过度贪婪，导致金融危机阴霾至今未曾散尽。中国企业家应如何“修已”？

    曾仕强：中国企业家可打开文化传承里的宝藏，那就是重读易经，执中庸之道，守经营正道。易经64卦，可浓缩为三个字：上、止、正。

    “上”指人人皆应求上进。“止”为适可而止，不可过分苛求。“正”则要求保持正心，坚守正道，正当的事才可以喜欢。企业家谨守这三个字，便不会过度贪婪，金融危机就不会再发生。

    嘉宾简介

    曾仕强:中国式管理大师，全球华人中国式管理第一人，被称为“中国式管理之父”。生于1934年，祖籍福建漳州，获美国杜鲁门州立大学行政管理硕士、英国莱斯特大学管理哲学博士。 现任台湾兴国管理学院校长，台湾智慧大学校长，台湾交通大学教授；《成功》杂志首席顾问。著有《胡雪岩的启示》、《易经的奥秘》、《儒家管理哲学》 《传统中国文化中的价值观及其现代诠释》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