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金融危机席卷全球，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亚洲等新兴市场无一能“免疫”，国际金融防火墙被推到了救火前线，区域防火墙的重要性也日益凸显。各层金融安全网之间如何合作？亚洲是否应该加强金融合作并扩大应急资金规模？与欧美如火如荼进行的金融监管改革相比，亚洲的监管改革又有哪些特点？

　　不久前，在狮城的办公室，去年4月履新的新加坡金管局新任局长孟文能（Ravi Menon）接受了第一财经和《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的独家专访。

　　孟文能认为，尽管亚洲的实体经济已经很强，但在金融市场一体化上还处于“婴儿阶段”，而清迈倡议多边化机制（CMIM）是区域金融合作的重要一步。在应对危机时，国内、区域以及国际三个层面的安全网就像是“同心圆”，只有相互合作才能真正成功。

　　对于金融业的未来，孟文能依旧保持乐观。他认为，需要让金融业更具韧性也更有意义：“不要太过分注重于金融界光鲜的那一面，如果我们可以让金融业回归本质，产生的经济效益将是巨大的。”

　　三层“同心圆”

　　第一财经日报：我们看到清迈倡议多边化机制在不断推进，今年年初设立了东盟与日中韩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AMRO），办公室就在这栋楼里。这是非常重要的举措。放眼未来，亚洲一体化的下一个大突破会是什么？

　　孟文能：我认为我们需要在已有成就的基础上再加强建设。亚洲的实体经济已经不断一体化，尤其是通过贸易联系。亚洲内部贸易数量庞大，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亚洲一体化的生产网络。东盟10个国家在2015年将要尝试建立一个东盟经济联合体。我们会成为一个联合生产基地和各国之间关税几乎为零的单一市场。我认为在实体经济方面，我们的一体化已经非常强，也非常有前景。

　　当然，这会与欧盟有一定的差距。首先，我们在规模上小很多，也不会像他们那么高度一体化。我们的金融市场一体化还处在婴儿阶段，现在刚刚开始起步。在亚洲，各国和各大央行之间的金融合作也逐步加强，清迈倡议多边化机制是其中很重要的一步。2010年，我们以1200亿美元的启动资金建立起清迈倡议多边化机制。仅仅两年后，我们的资金已经翻倍达到2400亿美元。我们和IMF“脱钩”的资金已经从20%增加到了30%。更重要的是，我们在清迈倡议多边化机制中引入了危机防御规则。我认为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完成那么重大的举措很不容易。

　　AMRO的设立非常重要，在亚洲拥有这样一个完善的监管机构无疑是激动人心的，我们很荣幸AMRO办公室设在这栋楼里。我也很惊讶AMRO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就趋于完善，并且开始了高质量的监管。AMRO不但了解亚洲地区体制文化，与法规制定者同步，还可以对亚洲发展提出建设性意见和方案。当然，AMRO成长和扩大职能的空间还很大。同时，这不代表我们会与亚洲以外的世界脱节，未来AMRO真正的成功取决于和IMF、世界银行以及其他国际多边组织的不断合作。

　　日报：你刚才提到，AMRO与IMF脱钩的资金部分已经从20%增加到了30%，而AMRO与IMF之间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竞争。如何处理这种既合作又竞争的关系？

　　孟文能：我们应该把这个问题理解为同心圆。最中心的当然是国家层面的安全网，首先我们应该靠自己，这很重要。第二，才是区域层面。当我们遇到一些非常棘手的问题时，我们需要在区域层面一起解决，这就是CMIM的意义所在。我们有 2400亿美元和多种机制来应对危机。我们现在正在扩大区域性安排的职能，这种区域性的自救措施很重要。  

　　你也会发现，我们有一部分资金不用告知IMF就可以动用，只占30%，换句话说，只是很小一部分，余下70%资金要与IMF一起合作完成。也就是说，即便是区域性问题，如果非常棘手或是重大危机时，我们还是需要联合国际社会来一起应对。这已是共识。

　　我认为欧债危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你碰到一个重大的区域性问题，仅靠自己来解决会很困难。当问题太大时，你需要IMF建立一个国际防火墙，和他们一起合作。有时各国之间的合作会有附带条款，但在区域内部签订这些条款协议非常困难，因此需要放到国际层面上，有一个独立、没有利益关系的第三方来提出建议和方案就会简单很多。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同时利用国内、区域以及国际这三种渠道,也就是三个“同心圆”来解决我们面临的金融市场的挑战与金融危机。

　　加强AMRO职能

　　日报：从中期看，CMIM在扩大资金的同时，是否也应该逐步增加脱钩的资金部分呢？

　　孟文能：我们在过去几个月已经那么做过了。目前，我认为我们的首要任务是建立起AMRO的监管能力。我们拥有的资金量已经很大了，这段时间也还在不断增加。

　　日报：但当遇到真正严重的危机时，这些资金可能还是不够。

　　孟文能：就像我说的，我们不应仅看这2400亿美元，我们还有国内的资源。不要忘了，亚洲国家的资金储备比欧洲国家要雄厚得多。此外，区域层面之外还有国际层面可以求助。所以我认为，我们没有必要无限制地扩大区域机构的资金规模。

　　至于已经施行的其他改革，我认为我们还需要进行巩固，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强健的AMRO 来支撑这些项目和改革，为金融危机所困的各国政府提供有建设性的建议。所以我们需要加强AMRO的职能，从资金上支持AMRO等，这些都需要时间。在考虑资金规模之前，我们应该先集中精力把AMRO建设成一个更完善的机构。

　　日报：你是如何说服AMRO把办公室设在新加坡的？

　　孟文能：当一个机构设立国际区域性办公室时，很多国家都会表示感兴趣。然后这些国家会一起讨论，最后再做出决定。新加坡是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并与其他亚洲国家有着很好的交流和连结，我认为我们的连通性和对金融市场的开放,是AMRO设立在新加坡的优势，所以这个选择可以说是很合理的。

　　让金融业更有意义

　　日报：危机之后，金融界声名显赫的人物，例如像巴克莱的Bob Diamon和摩根大通的Jamie Dimon，他们挺过了金融危机最严重的阶段，但现在却纷纷声名扫地。现在金融产业还能承受更多的丑闻吗？

　　孟文能：我们不能简单地把这些人视为英雄或是坏人，金融本来就是一个非常动荡不定的产业。相对其他产业而言，风险管理在金融业中处于更为中心的地位，如果作出错误决定的后果和损失将会非常巨大。与其去看个人做了什么，我们不如去关注金融界整体的体系和程序，理解其与生俱来就更容易受到风险、多变、震荡、管理者的判断失误（诸如贪婪或是恐惧）等因素的影响。并非其他产业没有这些问题，不过在金融业中，这些问题所导致的后果要严重许多。

　　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思考如何拥有一个更有韧性的金融产业，如何拥有一个更有意义的金融产业。“有韧性”是指一个强健的金融产业，不会成为实体经济的隐患，不会引发大量损失的经济危机。“有意义”是指金融业需要对支持和建设实体经济有实际意义，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和发展。我认为这才是金融产业的核心。我认为我们要不断强调这些方面，而非过分注重于金融界光鲜的那一面，如果我们可以让金融业回归本质，产生的经济效益将是巨大的。我对金融产业还是抱有乐观态度，我不认为这个行业有任何原则上的问题。相反，我认为它有潜力为经济发展做出很大的贡献。国际社会也正在进行监管改革，旨在让金融的重点重新回归到基本面。

　　日报：你刚刚提到金融监管改革的问题。现在改革的中心是银行业。我们知道美国有“沃克尔规则”；英国也通过了维克斯（Vickers）监管框架，欧盟也已起草了类似法案。在亚洲会有“监管套利”的情况发生吗？亚洲是否也应该有类似的规则或法案？

　　孟文能：我认为最重要的监管改革是那些经过千辛万苦的努力才实现的改革。从银行业来看，我们需要提高资本金的数量和质量，因为资本金可以吸纳损失。这是全球都普遍认同和接受的观点，我们也有全球的统一标准，例如巴塞尔协议Ⅲ。在资本金问题上，不会有太多监管套利发生。事实上，我们在仔细观察各国对巴塞尔协议Ⅲ的实施情况，看各国的施行效果是否与协议的初衷相吻合。我认为巴塞尔协议是国际合作和协调的一个很好进展。第二是流动性标准。这次金融危机中的很多问题都与资金流动性不足有关，这些问题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相关的规则还在制定中，一些草案已在协商之中，这并非易事。新加坡已经有了一个流动性标准，我们也期待国际标准的出台，让我们可以作为标杆来对比。

　　日报：是用流动性覆盖率（LCR）来考量的吗？

　　孟文能：不，我们制定了一个最低流动资产的要求。我们一直要求银行持有一部分高流动性的资产，我们规定了持有资产的形式，这取决于每家银行的不同情况，根据过往收入和流出的情况来评估流动性需求。我们一直都有这个规定，并且一直在强调流动性风险管理的重要性。因此，资金和流动性是降低投行风险最关键的两个改革。当然，也有很多法规致力于减少场外交易和衍生品的风险。在这个问题上，大家的意见也逐渐开始趋于一致，不过到现在还未成熟。

　　“维克斯规则”是英国制定的一个更具体的规则，在欧盟里也有类似的想法，但我不会视其为改革的核心内容。在这个问题上，每个国家都必须评估自己的金融体系和状况，然后制定出最适合自己的法规。你可以看到，在亚洲，许多国家都引入了全球性银行模式，其优势在于，监管允许他们最优化运营而不必对其业务做出不必要的限制和隔离。

　　同时，一些亚洲国家的策略不同，他们对零售银行更为关注，比如在新加坡，我们现在允许重要的外国银行建立分支机构，它们在新加坡设立公司时，我们最关心的是它们的零售银行这块业务，因为无论从政治角度还是金融稳定的角度看，这都是最敏感的部分。对存款账户资金的监管在每个国家都很重要，维克斯规则就是针对零售银行的，要保证存款人的钱安全，有更高的保障体系，并且不受银行其他业务风险的影响。但实现的方式在亚洲可能与欧美不一样，我不认为这会导致监管套利，而是会改变银行在具体业务和地理位置上组织管理的方式。看未来的监管会如何发展演进，将会是一件有趣的事。

　　日报：现在让你最头痛的事情是什么？

　　孟文能：我们大家最担心的应该是欧债危机所带来的风险，危机扩散的风险一直让我们提心吊胆，我们在跟进欧洲的局势发展。从新加坡来看，我们注意的是国内资源的局限，供应短缺可能会引起经济过热的压力。我们还需要努力控制通胀，金融稳定也是我们一直在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