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和资金等是必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性因素，决定性因素是制度，是支持企业创新的大环境。

　　毋庸讳言，政策环境的影响一定程度上也是造成企业投机性强、追求短期利益、缺乏社会责任的一个重要原因。一位浙商为企业辩护说，当下，许多企业的投机或者倒闭，并不是企业的错，而是我们大环境逼迫诱导的。

　　政策不稳定

　　浙江许多企业经营者喜欢看天吃饭，他们希望跟着政策走，这样才会发现机会。但是，与过去几十年的发展不同，现在的政策的多变已经超出许多人的预期。一位接受采访的企业家说，政策变化太快，是当前企业经营过程中最大的不确定性。

　　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国家出台4万亿救市政策，大量投资机会像甘露一样，大型国企大受其益，中小企业也看到了一些机会。但是，数据显示，这些巨额资金却并未完全投向制造业，而是通过企业向银行借贷后，转换成了对房地产的投机资金，房地产市场像脱缰的野马，价格一波波往上走。到了2011年，看到曾经一度沉寂的房地产市场又出现过热现象，以当年2月9日第一次加息为标志，宏观调控又由松变紧。当年内央行加息3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6次，大型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曾经达到21.5%的历史高位。

　　这一年多来，各类限购令、限价令层出不穷，尤其以打击房地产价格的限购令，让房产市场陷入低迷，引发了整个产业的危机，进而影响到数十个相关产业的景气指数。

　　这种总量调控较为猛烈，行政色彩明显，调控靶子指向房地产、产能过剩产业，但是往往事与愿为，调控脱靶，子弹打向了中小企业。

　　著名经济学家辜胜阻接受《浙商》记者采访时说，宏观调控变化快，从宽松到紧缩，不停地变化，让企业在融资上无法作到预见性，给企业经营带来巨大潜在风险。

　　对此，朗诗集团董事长田明说：“我们困惑的问题不是好政策不多，而是政策太多变了，让我们这些做企业的人，对未来没有稳定的预期，不知道怎么做经营。所以我们只能采取中庸的做法去考虑企业发展战略，这对企业的效率损耗是非常大的，如果将所有的企业加起来，这种损耗则更大。”

　　只打雷不下雨

　　“减税”的呼声从年初“两会”开始一直此起彼伏，但据大多数企业反映，到目前为止政策真正落地的地方屈指可数。

　　显然，政府也有“难处”。今年以来，很多地方政府面对财政收入增速下滑感到不适应，只好对本该推进的减税政策拖延再三。丝绸之路集团董事长凌兰芳曾感慨，目前企业在政策上不敢有所期待，因为就连喊得最久的“减税”都没落实到位。

　　打破垄断也提了很久，42项“新36条”实施细则也已制定出台，但民企进入金融、交通、电信、能源等垄断行业的“玻璃门”、“弹簧门”仍不见松动。有浙商甚至认为，这些细则只是文件没有法律效应，实际作用有限。

　　上半年开始，由互保引发的一系列危机正在将浙江小微企业逼上绝路。各地方政府贯彻国务院扶持小微企业的新政也纷纷出台救助措施，但救助力度却因各地情况不同而异，仍有不少企业反映政策“看得到，摸不着。”

　　资源垄断是祸根

　　众所周知，由于政府的垄断行为，他们拥有绝大多数的资源，导致了企业争相抢食仅存的资源。兰建平在说到未来营商环境的建设时说，要有“四放权”(即放权于基层、放权于企业、放权于市场、放权于社会)和“四减少”(减少审批部门、审批事项、审批环节、审批时间)，改善“六大发展环境”(政务环境、政策环境、服务环境、商务环境、法制环境、舆论环境).

　　2005年，“非公经济36条”就明确提出打破垄断。2010年，国务院发布“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即“新36条”)。但是，如前所讲被寄予厚望的“新36条”在推进过程中遇到重重阻碍，民间投资在一些重要领域进展甚微。

　　“企业没有良性竞争，最后就发展不起来。”一位全国人大代表说，“玻璃门”把民营企业拒之门外。这几年出现“国进民退”，就是我们的很多规则还是偏向于国有企业，民营资本往往想进，但有很多门坎进不去，所以，在一个市场经济成熟的经济领域，应该实行“宽进严管”。

　　呼吁服务型政府

　　在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中，政府的行政行为必须受到限制。但在中国的市场环境中，政府的行政干预随处可见。

　　“搞市场经济，哪个省最有前途？如果浙江都没前途，还指望哪里呢？”兰建平认为，在现在政府和市场的PK过程中，政府过度踢开市场，已经严重影响了市场经济的发展。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董事局主席高尚全在谈到企业健康力问题时曾谈到，在当前经济体制下，不能靠行政来配置资源，要给企业一定的自主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搞市场经济，依然要遵循市场经济规律。政府要从管制型政府转向服务型政府、法治型政府，要为市场经济发展创造环境、创造条件”。

　　对此，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姚先国也认为，企业的健康发展必须基于要素条件的改善、市场信息以及竞争环境提供的有效支持，在经济转型、社会转型、政府转型三大转型中，政府职能转型最为重要。他说，“创造环境比创造乔布斯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