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面

■本报记者 周雪松

　　日前，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表示，中国城市化存在不协调、质量不高的问题，中国实质的城市化率只有36％。一石激起千层浪，广大农民“被城市化”的问题引起广泛关注。
　　即将于近日面世，由中国城市经济学会中小城市经济发展委员会等单位联合发布，中国社科院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2012中国中小城市绿皮书》（下称《绿皮书》）亦指出，现有城镇化模式弊端不断凸显。
　　未来中国城镇化的方向在哪里？如何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之路？就中国城镇化有关问题，中国经济时报记者专访了《绿皮书》总报告主笔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副所长魏后凯教授。
　　中国经济时报：2011年，中国城镇人口达到6．91亿，城镇化率首次突破50％关口，达到了51．27％，城镇常住人口超过了农村常住人口。但城镇化的质量不高，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等引发的矛盾凸显，请问魏教授，您如何看待现有的城镇化发展模式？
　　魏后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基本上走的是一条粗放外延式的城镇化道路。一方面，城镇化推进呈现出高速度、低质量的特点，农民市民化程度低，城镇化速度与质量不匹配；另一方面，高消耗、高排放、高扩张特征明显，资源配置效率低，城镇化推进的资源环境代价大。
　　特别是在城镇化加速推进的过程中，城市发展存在着严重的“五重五轻”现象，即重速度、轻质量；重建设、轻管理；重生产、轻生活；重经济、轻社会；重开发、轻保护。由此导致城镇化进程中的不协调、不可持续、不和谐和非包容性问题突出。可以说，目前中国的城镇化是一种缺乏质量、不协调、不和谐的城镇化。
　　中国经济时报：面对现有城镇化发展战略和模式的种种弊端，您提出了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之路，请问中国特色城镇化与新型城镇化关系是什么？怎样理解特色新型城镇化的内涵？
　　魏后凯：“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和“新型城镇化道路”并非是分割的，而是具有有机联系的整体，我们绝不能把二者割裂开来。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是一种从中国的国情出发，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强调以人为本、全面发展，多元化、渐进式、集约型、和谐型、可持续的城镇化。它是对传统的城镇化战略和模式的彻底扬弃。
　　中国经济时报：我们注意到《绿皮书》显示，2011年中国中小城市城镇化率仅为33．96％，远低于全国城镇化和工业化水平，您认为农民市民化到底遇到了怎样的障碍？
　　魏后凯：目前，农民市民化面临着高成本的障碍。中国进城农民数量大，其市民化任务十分艰巨。如果今后中国城镇化按照0．8－1．0个百分点的速度推进，在2030年前，中国仍将有2亿多农民需要转移到城镇就业和居住，再加上近年来已经进入城镇但还没有完全市民化的农民，未来全国将有4亿—5亿农民需要实现市民化。
　　据初步测算，仅解决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农民市民化成本至少人均10万元。要将4亿—5亿进城农民完全市民化，至少需要支付40万亿—50万亿元的成本。很明显，单纯依靠政府是无法解决的。
　　为此，需要尽快建立多元化的成本分担机制，加快推进农民特别是农民工市民化进程，让进城农民在社会保障、就业和转岗培训、公共服务、保障性住房、子女教育等方面享受市民同等的待遇，真正使广大进城农民能够和谐地融入城市、共享城镇化的利益和成果。
　　中国经济时报：目前，中小城市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已达50％以上，中小城市的科学发展水平，关系到城乡一体化进程，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全局战略。在“十二五”期间如何加快中小城市发展，破解制约中国城镇化质量提升和健康发展的瓶颈？
　　魏后凯：当前，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滞后甚至萎缩已经成为制约中国城镇化质量提升和健康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在新时期，中国要走具有自身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就必须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加快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步伐，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推动不同规模城镇形成各具特色、合理分工、和谐共生的发展格局。
　　目前大城市虽然对进城农民的吸纳能力较强，但普遍面临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限制，有的已经出现了“膨胀病”的迹象。相反，中小城市和小城镇数量多、分布广，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大，是今后吸纳农民进城的重要载体，但由于基础设施落后，公共服务水平低，产业支撑乏力，对农民缺乏吸引力，其吸纳能力不足。
　　为此，要切实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公共服务能力和水平，积极培育特色优势产业，不断扩大就业机会，国家要从政策、资金等方面予以倾斜，提高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吸纳“新市民”能力。要采取有效的政策措施，鼓励一些大城市中心区人口和产业向周边中小城市和小城镇扩散，积极引导农村人口和非农产业向中小城市和小城镇集中，逐步形成集聚规模经济优势，为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加快发展以及扩大就业提供强有力的产业支撑。此外，国家还应尽快启动县改市、镇改市工作，为农民进城和产业发展提供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