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研究制定全国城镇化发展规划，在有条件的地方形成各具优势的城市群，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要注重体制机制创新，打破行政区域限制，使各类生产要素自由流动、优化配置；针对资源环境这一发展的最大瓶颈制约，推进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努力走出一条“三化”协调发展、“两型”社会融合推进的科学发展之路。
　　——李克强副总理在湖北考察时指出

■本报记者 郭顺姬

　　“城镇化是内需最大的潜力所在，是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依托。”李克强副总理日前在湖北考察时这样表示。
两种方式扩内需
　　“城镇化过程中的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对扩大内需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科研管理部副主任史育龙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这样表示。“如今我们的城市人口只占总人口一半左右，这一半人口中还有三分之一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城市居民，如果未来我们实现城市居民达到70％的目标，将会有近3亿人进入城市。这就需要相当数量的基础设施和生产性的投入。同时，这些居民生活方式的转变也会使消费需求发生变化。”
　　这也正是国家发展改革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所总结的两种扩内需方式：一方面通过农民工市民化，把农村的消费行为转化为城市居民的消费行为，带动消费需求的增长；另一方面通过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带来投资需求的增长。实施城镇化政策，解决人口公共服务的基础设施建设释放出巨大的投资潜力。例如，通过供水、供热、污水处理、垃圾处理、公共交通和道路建设等城镇基础设施的改善，增加城镇吸纳人口的能力。
　　有研究表明，农民工的消费水平大大低于城镇居民。如果这些潜能完全释放，则城镇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还将增加至少1—2个百分点。而想要实现这种增长，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把流动性人口变为固定人口，将流动型消费转化为定居型消费。
制度限制需打破
　　李铁认为，推进城镇化并不是单纯的让农民进城，其实是要取消城乡人口迁徙的各种制度限制，把选择权交给城乡居民。他认为农民的迁徙存在理性，会综合考虑就业和定居的成本以及社会心理承受能力。如今，城乡人口迁徙面临的最大限制就是户籍制度。
　　在史育龙看来，户籍制度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一直在改革，但各地实现的程度不一，其中大部分户籍改革名不副实。“很多地方实现了城乡统一居民户口。但即便农民登记成为了城市居民，仍然无法享受与当地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务。如果是这样的结果，那户籍制度就是打了折扣的。”史育龙说，如今农村公共服务水平在不断提高，促使很多农村里的人不太愿意在城镇户口不明晰的情况下转为城镇户口。
　　史育龙认为，要破除阻碍人口自由流动的制度障碍，不仅要给予农民工户口，还要给予真正的福利待遇。同时不能放松新农村建设，实现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
　　“户籍问题解决的关键在于国家。”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教授袁奇峰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表示。在他看来，在现有的分税制体制下，地方政府从税收中分得的收益少，这就导致地方政府在满足市民公共服务要求时十分吃力。再加上我国国力还不是很强，从全国范围内提高全民的福利待遇也有难度。在此情况下，公共资源难以普及到每一位在城市生活的人身上。
　　袁奇峰认为户籍改革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要通过发展来解决。还要注意保证国民福利水平和国力相匹配，不能一味提高福利待遇。
工业化推动城镇化
　　“城镇化是工业化的产物。我们应先弄清楚因果，不能颠倒。”袁奇峰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表示。他认为中国已经成为一个高度外向的经济体，与整个世界经济联系紧密。因此，首先要在全球产业链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然后通过发挥自身优势在全球经济体系中赚钱。“只有通过这种方式赚到钱，才能激发更多的内需。 ”
　　袁奇峰认为如今的问题在于，一方面国家对民生问题重视，促使国内劳动者对福利水平的要求提高，这打破了原本劳动力成本低廉的优势，再加上中国在世界产业链中仍属于制造者，而不是创造者，这就使得我们从全球产业链中赚钱变得更难。要想改变这种格局，必须重新定位。
　　另一方面，袁奇峰认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仍然存在、不同地区之间收入差异大以及贫富两极分化的问题，使我们面临的情况更加复杂。“这些问题不只是通过推进城镇化就能改变，而要通过技术变革深化工业化进程来实现。但依目前情况来看，我们在技术创新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走，对知识产权的保护等还没有得到足够重视。”袁奇峰说。
　　袁奇峰建议，未来的城镇化发展规划应更加注意处理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关系，努力实现协调发展，相互促进，通过工业化的深入发展为城镇化建设打好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