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源： |
第一财经日报 |
发布时间： |
2012年08月13日 07:46 |
作者： |
汪时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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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具有里程碑意义是指，莫干山会议对中国改革具有关键意义的价格改革起到了重要的影响和作用。因为当时价格改革迫在眉睫，到底是搞价格双轨制还是全面放开市场价格，路径到底应该怎么走？莫干山会议的讨论和建议在这方面为中央决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意见
由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主办、《第一财经日报》联合主办的“中青年改革开放论坛”，将于9月份在浙江莫干山召开。
1984年9月3日至10日，在浙江省德清县莫干山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性的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讨论会，史称“莫干山会议”。这次会议为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提供了重要的思路，也是新中国历史上中青年经济工作者的“第一次集体发声”。近日，本报专访了曾经参加过1984年莫干山会议的中国体改研究会副会长李罗力。
第一财经日报：莫干山会议已经过去30年了，作为当时的亲历者，你能否为我们回顾一下当时参会的机缘和契机？
李罗力：莫干山会议的设想最早是由北京中青年学者朱嘉明、黄江南等人提出的。那时大家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对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都特别关心，有很强的时代责任感。特别是我们这些年轻人，更是觉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当时，我和杜厦、金岩石（我们三人是南开大学刚刚毕业留校的中青年老师）以及郝一生（天津社科院的中青年学者）等人，作为天津的中青年经济学者经常参加北京中青年经济学会的活动，与朱嘉明、黄江南及北京很多中青年经济学者都十分熟识并成为了好朋友。所以我们很早就知道朱嘉明等人想筹办一次中青年经济工作者会议的想法。事实上朱嘉明最早提出召开这个会议的具体设想，就是在他到天津与我们这些朋友见面后产生的想法，认为不仅要把北京的中青年学者动员起来，还应该把全国各地的有志于中国改革开放的中青年经济学者都发动起来。因此他在回北京的火车上提出了筹备召开全国中青年经济工作者会议的最初构想。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天津的几个中青年学者，也可以说是最初策划莫干山会议的知情者和支持者。
日报：你和天津的这些中青年经济学者参加莫干山会议时都分在开放组，据说当时开放组的讨论十分激烈，能回忆一下当时的情况吗？
李罗力：莫干山会议的开法很特别，没有开大会，上山后就分为若干组进行专题讨论，并且要求每个专题最终都要形成给中央的决策报告。开放组是其中的一个组，专门研究中国的开放问题。
开放组的组长是朱嘉明。当时参加开放组的主要是来自上海、天津、广州等沿海城市和来自呼和浩特、西安等内地城市的代表。来自天津的代表除杜厦、郝一生、金岩石和我外，还有南开大学的常修泽和天津农业银行的杨海田；来自上海的代表有陈申申、陈乐波、陈平等，来自广州的代表是张尚荣，来自呼和浩特的代表是郭凡生和曹征海，来自西安的代表是张宝通和刘安。可能开放组还有一些代表我没想起名字，也可能记错了。
开放组讨论最激烈的问题是由郭凡生的“反梯度理论”挑起的，郭凡生也是由于写了一篇“反梯度理论”的文章而入选莫干山会议的。当时国内理论界都认为，中国的开放应该是由沿海逐步向内地中西部次第循序渐进地开放，而且中央当时的开放政策部署也是先开放沿海14个城市。但郭凡生等人认为，开放也可以是跨越式的，也可以先在内地“中心开花”，然后再向周边扩散，带动内地的周边地区也形成开放态势。开放组的大多数代表都不同意这个观点，基本观点主要是开放必须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和观念基础，沿海地区之所以能够更先一步开放，就是因为从历史传统和客观条件上看，更具备这两个基本前提。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践证明，从总体形势上看，开放毫无疑问是由东向西、由沿海向内地有梯度地逐步进行开放的（当然也不排除内地少数条件特别好的地区会在对外开放的某些方面走在全国的前列）。
当然，开放组的讨论并不只是限于对“反梯度理论”的争论，大家主要还是围绕当时中央部署的14个沿海开放城市如何进行开放来讨论的。最后形成了给中央的政策建议报告《沿海十四个城市对外开放的若干问题的建议》。
不过，现在回头来客观地看，尽管那时天津正在积极筹建天津开发区，从而在中国的北方走在开放的前列，同时广东也正在尝试搞经济特区从而走在全国开放的前列，但是总体上中国当时是以改革为主，开放只处于小范围试验的阶段。这从莫干山会议对决策的建议也可以看出来。
当时在莫干山上争论最激烈的就是中国的价格改革，而对决策影响最大的也是如何进行价格改革的政策建议。在我看来，中国开放的真正转折点还是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邓小平南方讲话之后，深圳等经济特区以及珠三角地区率先开放的经验和示范才推广到全国，也才带来全国范围真正的大开放。
日报：你如何评价莫干山会议的意义？
李罗力：莫干山会议不仅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对中国经济学界也具有里程碑意义。
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具有里程碑意义是指，莫干山会议对中国改革具有关键意义的价格改革起到了重要的影响和作用。因为当时价格改革迫在眉睫，到底是搞价格双轨制还是全面放开市场价格，路径到底应该怎么走？莫干山会议的讨论和建议在这方面为中央决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意见。因此直到今天，这仍然是中国理论界津津乐道的一个话题。
对中国经济学界也具有里程碑意义是指，在莫干山会议之前，经济学界活跃的、对中央决策起重要建议作用的，基本上都是中老年经济学家。而我们这些中青年学者，虽然也有少数人开始小有名气，但绝大部分都还是“沉默的一代”，并且没有形成一种“合力”，没有整合成一支对决策具有影响力的队伍。莫干山会议是一个转折点，它标志着这些文革后毕业的中青年学者开始走上历史舞台。他们集体亮相，集体发声，第一次作为一支重要的力量对国家决策直接献策建言，推动了国家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
同时，莫干山会议也对全国中青年学者起到了重要的鼓舞和带动作用，使更多的中青年经济学者走出校门，走出理论的象牙塔，走向改革开放的第一线。其影响和意义在我们天津中青年经济学者于1985年主办的第二届全国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会上可见一斑：参加的中青年学者数量更多，所代表的地区更加广泛，参会的讨论和话题更加丰富多样，对国家改革开放的政策建议也更加积极和踊跃。从这一点来看，莫干山会议也必将载入新中国的史册。
日报：莫干山会议当时正处于一个重大历史改革节点，很多人认为，今天的中国也处于一个重大历史改革节点，你如何看待今天的改革和30年前改革在背景和侧重上的相似点和不同点？
李罗力：在我看来，最大的区别是改革主要任务的区别，当时是经济体制改革，而当前所面临的主要是政治体制改革。另外一个重要的区别是，改革的效果和动力已经完全不同。尽管那时经济改革也是困难重重，包括保守的经济体制和传统的观念桎梏也很严重，问题也很复杂，前进一步也很难，但是包括农村改革、价格改革和国企改革在内，每前进一步都会对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明显的正面效果，都符合绝大多数老百姓的利益，从而得到绝大多数人的拥护。所以那时人们对改革的欲望和动力非常强，从上到下几乎都希望改，这也是中国的改革开放能够取得巨大成功的根本原因。
然而当前的政治体制改革则不同。经过改革开放30年，中国的社会分层已经非常复杂，整个社会已经形成了不同的利益群体。由于利益不同且盘根错节，所以改革每前进一步都会具有极大的社会风险，一部分人受益就意味着另一部分人的利益会受到冲击。加之现在进入网络时代，各种舆论会对各社会层面产生巨大影响，大家在思想观念和心态上对于改革的态度是十分复杂和十分不一致的。这些方面对改革所产生的阻力和复杂性，与当年经济体制改革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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