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源： |
大经贸 |
发布时间： |
2012年06月08日 11:19 |
作者： |
刘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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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的春天，中国社会比以往更加热烈地讨论着国事，认真地思考着中国的未来，充满兴趣地关注着发展改革的动向。
今年2月，社会各种力量更是借助纪念邓小平南巡20周年的契机，表达了民众渴望加快改革的声音。改革声音鹊起和民心的渴望，不免让人一再联想到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的初夜，想到1992年，中国改革的二次潮起。当然我们要看到历史背景的不同，推动改革的历史逻辑也发生了变化。
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
从历史的延长线看，中国的改革要从1978年的改革原初观察。32年前，中国刚刚经历过“文化大革命”，整个社会矛盾重重，国家发展与经济建设难以为继，无论中共高层与社会下层，均对“文革”十年有着不同程度的反思，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政治优先发展道路根本无法进行下去，刚刚被解放出来的高层领导深受“文革”之害，对之深恶痛绝，低层草根亦被十年“文革”所折腾，一无所获，所以更弦易张，改革求新是唯一出路，构成了当时社会上下一致的共识。
如果今天我们探寻中国改革的原初，客观地说，应该看到中国的改革原初是带有强烈的政治改革色彩的，这从当年的中国选择什么样的改革道路而展开的理论争论中便可以一窥究竟。中国在打倒“四人帮”的拨乱反正中，在“理论中国”，有关中国前途命运的思想大讨论就曾表达过四种观念：
第一种是坚持两个“凡是”，政治与经济路线都保持不变。
第二种是政治上不变，经济采取调节手段的计划经济。
第三种是政治上不变，经济上搞商品经济甚至市场经济。
第四种是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
显然在当时的思想观念上，由于几十年形成的禁锢，中国要改革有共识，但朝哪个方向改却并没有达成一致，所以在改革一开始就争论得非常激烈，一方面非改不可，一方面朝哪个方向改并无共识，唯有在抓经济这一点，形成了共识，这就是为何中国改革的原初，最先形成改革大潮的，只能是经济改革。先经济改革，后政治改革，中国的改革步骤，就是这样渐渐形成的。
以今日的观点来观察昨日之历史，我们似乎会得出更多合乎历史逻辑的解释。那时候的中国可以说是面临着“生死抉择”：国际上，由于美苏争霸，导致的直接结果是，中国外部的国际战略环境得到有效改善;在国内，政治斗争的直接结果是，清除四人帮之后，“权力的平衡问题”得到有效解决，但是更深层的理论纷争并没有由此平息，于是把左右之争的的理论问题置后，先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是中国当时决策层的果断选择，这就构成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背景。
然后的摸石头过河的发展路径就非常清晰可辨了。
从1978年开始，国内经济改革的第一次经济冲击波长达10年，只因1986年国内自由化思潮再起，引起社会的波动，各种平衡力量被打破，加之1988年改革力量试图一举突破价格体制，打破原来的双轨制，却引发了抢购与物价狂涨，全民做“倒爷”，从而形成第一批“官倒”(权钱交易)，“价格闯关”的失败，带来的社会情绪的不稳，显然，这些均与1989年社会动荡的发生有着逻辑上的关系。经历了这一切，一时间对改革的质疑之声开始形成气候。以致在后来的3年时间里，进展10年的经济改革也在“治理整顿”的旗号下停滞下来，反“和平演变”的政治声音成为国内思潮的主流。一直到1991年改革主帅邓小平来到上海，提出加快开发浦东，才出现后来著名的《解放日报》发表的“关于改革要有紧迫感，步子要再快一点”的系列评论。这被后世称为“皇甫平事件”。然而这年下半年，苏联又发生“8˙19事件”，国内再度出现危机感，再提“和平演变”，改革开放到了紧要关头，这一年，中国经济增速降到改革以来的最低点。然后是邓小平力挽狂澜，在1992年毅然决定到广东展开著名的“南巡之旅”。在随后的20年间，中国经济的生产力获得空前释放，中国经济体已成为全球第二。
经济调结构，增长换方式
今日回顾，历史的结论毋庸置疑，以1978年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开端，中国的改革方向选择符合了历史潮流与民意。
让我们从中国改革的历史思绪跳回当今，今天中国似乎又一次走到历史选择的时间节点上。
不过今日中国的情况与32年前截然相反，当年是唯有经济改革才能从思想禁锢之中冲出一条路来，而今日情形则是只有政治体制改革才能换来经济领域再次有突破性变革与发展。如果说32年前，由于当时一时无法解决的理论纷争与社会矛盾，促成了中央高层将注意力转移到经济领域的改革中来，通过促发经济活力，增加各“利益群体”的经济收益来换取政治上的“暂时平衡”;那么现在的情形则是，中国长期实行以外延式经济的发展路径已经遭遇到难以为继的瓶颈(有学者更直率地给这种外延式发展模式称之谓掠夺[资源]式发展)。早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便被有识之士不断呼吁的“中国必须改变经济增长方式”在2008年金融危机洗礼下终于成为从中央到地方的普遍共识，提到各级政府的议事日程。
然而一个更深层面的问题是，改变增长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其内含的意义，却绝非就经济谈经济那么简单。几十年发展下来利益分配格局的形成与坐大，终归使人们意识到：调经济结构，必须要相应地调整权力结构。这符合马克思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论述―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改革的理论逻辑已经明显摆在那里，调整经济结构必须要调整利益结构，调整利益结构必须涉及到调整权力结构。
如果我们换一种表述方式依然成立：当前中国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中国经济维持几十年远高于世界所有国家发展速度的超高增长率不可持续，其原因固然源于经济资源瓶颈的限制日复一日，更深刻的原因还在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活力在逐渐式弱而缺乏后劲;经济的活力没有后劲，则源于分配机制改革滞后;分配机制改革滞后，源于政府转型滞后;政府转型滞后，源于政府体制改革滞后;政府体制改革滞后，源于政治改革滞后。这已经被学界建构成一个改革逻辑链。如果没有对于改革逻辑链的突破，中国经济改革将难以落实，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亦将无功而返。一个公平正义的法治环境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之基，“稳中求进”已体现了16年以来，能够带来突破的结构调整依然倍加艰辛!
大国重返亚洲之后
再有一个问题，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经济改革30年呈现的爆炸式增长，同样还受益于中国所面临长达30年和平安定的国际大环境(这就是上世纪80年代以至90年代，中央领导人一再强调的我们要抓住难得的“历史机遇期”)。当年我们解释这个历史机遇期，大多还是从经济层面给予解释―如国际制造业出现由太平洋西岸向东岸转移的大趋势，国际资本产业由于全球化而形成的朝金砖国家流动的趋势―却较少论及国际政治环境在长达30年给予中国提供的较为宽松的环境。
其实如果我们略加检视，就会发现，上世纪八十年代，由于美苏争霸世界，先有苏联为深陷阿富汗战争泥潭而自寻烦恼，后有美国大搞星球大战与苏联军备竞赛，其实世界超级大国的重点注意力集中于东欧国家，这些均为当时的中国争取到了较好的历史机遇与发展空间。中国的经济改革，正是充分利用了这个机遇之窗，促发了经济改革的第一轮繁荣。
上世纪90年代，美国又开打第一场伊拉克战争，忙于控制和建立中东霸权，以至于上世纪90年代大部分精力忙于应对中东局势以及苏联的解体，这又为中国上世纪90年代的经济腾飞创造了条件;到了本世纪开初10年，美国则遭遇了空前的9˙11危机，本˙拉登的基地组织，阿富汗的塔利班的崛起，使得世界反恐成为美国的首要目标。所以纵观本世纪第一个10年，美国就奔波于两场战争而无睱他顾，一场推翻阿富汗塔利班的战争，一场推翻伊拉克萨达姆的战争。显然这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三个10年冲击世界经济第二的位置提供了绝好的机遇与条件。
然而，自2011年起，世界超级大国美国已经呈现出一种新的迹象，它调整了新的战略方向，重返亚洲的态势已然明朗。正是这样一种迹象，使得人们不得不发问：随着美国重返亚洲，尤其是近期美国表现的咄咄逼人的重返南海的态势，必将导致全球战略格局发生重大变化。这种变化，可能给我们带来的首当其冲的问题就是，在亚洲地理上，世界经济的两大引擎会发生碰撞么?显然，单就在南海问题上，中国就将被迫展示其锋芒。
在国际战略空间已经发生变化的条件下，中国的外部战略机遇期显然也在发生着变化。凡此种种，都决定了中国的改革必须由经济单兵突进而转变为经济、社会、政治三大改革的配套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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