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源： |
财经国家周刊 |
发布时间： |
2012年07月23日 16:33 |
作者： |
刘诗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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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笔江与唐寿民，两个来自镇江、同为钱庄学徒出身的银行家，各自在“北四行”的中南银行和“南三行”的上海银行闯荡，最后在交通银行演绎了截然不同的人生：一个成为抗日烈士，受到蒋介石和毛泽东的同声悼唁;一个沦为汪伪汉奸，被国共政府分别判刑。
从学徒到银行高管
民国金融史上，最著名的银行家往往是留学回国者。以钱庄学徒转身为现代银行家，胡笔江与唐寿民是最成功的两个。
胡笔江与另一个镇江籍银行家——陈光甫一样，出生于1881年。十七岁那年，读过几年私塾的胡笔江进入钱庄当学徒，一边学习钱庄生意经，一边钻研社交应酬术。3年师满，进入扬州义善源银号。
义善源银号是李鸿章的侄子李经楚所开，在全国多个城市设有分号，是当时国内著名的大型金融机构。李经楚亦商亦政，曾官至邮传部右丞。1908年，邮传部奏设的交通银行开业，李经楚成为首任总理(帮理为梁士诒)。
1910年，年届三十的胡笔江因一次偶然的机会为来南京游玩的李经淮充当导游，人称九少爷的李经淮正是李经楚的九弟。善长交际的胡笔江使李经淮尽兴而归。后来，胡笔江进京，利用李家的关系进入交通银行。
“巧遇九少爷”使胡笔江来到京城，投身现代银行;“夜遇梁士诒”则使胡笔江在首都金融圈声名鹊起。
辛亥革命后，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兼任交行总理。据说有天晚上，梁士诒有事到交行，行领导已下班回家，只有胡笔江尚在单位。梁士诒对胡几番问答后极为满意，随后破格提拔，将胡从调查员升为稽核。1914年，胡出任交行北京分行经理。
小胡笔江10岁的唐寿民，较早实现了从钱庄学徒向现代银行家的转型。14岁那年(1906年)，唐寿民结束私塾学业，远赴芜湖的一家钱庄充当学徒。随后，独自在南京、常州等地磨砺。在社会底层闯荡，培养了唐寿民讲义气和豪爽果敢的性格。
1909年，两江总督端方创办南洋劝业会，唐寿民加入担任收支员，留美归来的陈光甫出任外事科长。同是镇江老乡，唐、陈一见如故，在创办新式银行方面更是意气相投。多年后，唐寿民回忆道：“我们既属同乡，彼此俱在年少，接触频频，语言投契。”
辛亥革命后，陈光甫被江苏都督程德全任命为财政司副司长，其提议设立江苏银行的建议获采纳。
于是，唐寿民受陈光甫之邀前来苏州，出任银行司库。随后，江苏银行将总行迁入上海，谋求更大发展。
江苏银行采取了一系列新式经营方法：采用新式账簿，定期约请外籍会计师彻查银行账目并对外公布。同时，坚持银行不应成为政府的工具。经陈、唐通力合作，江苏银行名声渐大，业务日隆。
与胡笔江相比，唐寿民可谓少年得志，经过六年打拼，20岁时在上海金融圈立住脚跟。
经营“北四行”与“南三行”
在掌管北京交通银行的大部分时间里，胡笔江都表现得颇为称职，善于交际，拥有广泛人脉。不过，他依仗消息灵通，两次趁低买进京钞倒手谋取暴利，引起业内非议，并招致一些交行股东强烈不满。同时，胡笔江的朋友周作民和吴鼎昌已分别在金城、盐业银行担任总经理，他同样想重新干一番事业。于是，胡笔江辞去交行职务，前往上海。
此时，欲在上海创办银行的南洋华侨巨商黄奕住，正在通过《申报》社社长史量才等管道，物色经营银行的合适人选。中国银行的张公权和交通银行的胡笔江，都进入了黄奕住的视野。最后，史量才向黄奕住推荐了赋闲在家的胡笔江。 双方颇为投缘。于是，黄奕住把筹办银行事宜交由胡笔江办理。对于四十岁的胡笔江来说，这无疑是重整山河的好机会。黄的华侨身份和胡的京城人脉，让这家由中国金融工商界人士与南洋华侨合资的“中南银行”，不仅很快获批成立，而且获得钞票发行权。 1921年，中南银行开业，黄奕住任董事长、胡笔江任总经理，银行业务由胡打理。
资力雄厚、且发行纸币的中南银行，在胡笔江悉心经营下，营业额日增，声誉日隆，迅速发展为一家与盐业、金城等银行齐名的大型商业银行。因胡笔江多年在北方经营，总部设在上海的中南银行与总部设在京津的盐业、金城、大陆银行一道，合称“北四行”。
四行之间关系密切：1921年冬，中南银行与盐业、金城银行组成联营机构，第二年大陆银行加入，形成四行联合营业事务所;1922年，成立四行联合准备库，以中南银行钞票为共同发行的通货;1923年，四家银行各投资25万元，设立四行储蓄会。由此，“北四行”享誉业界。
与“北四行”齐名的，是总部位于上海的“南三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浙江兴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唐寿民所效力的，正是“南三行”中的上海银行。
1915年6月，陈光甫出任总经理的上海银行正式开业。陈光甫再次邀请唐寿民加盟，后曾出任上海银行副总经理兼汉口分行经理。
在武汉期间，唐寿民的才能得到充分发挥，不仅出任汉口银行公会会长，而且日后政治上最得力的靠山宋子文，正是此时所结交。当北伐到武汉的革命军急需资金支持时，宋子文曾召集当地银行开会，要其认购国民政府发行的公债。当其他银行踟蹰不前时，唐寿民认为北伐军定能成功，因此不仅上海银行带头认购——事先并未征得总经理陈光甫同意，同时说服其他银行参与，解了宋子文燃眉之急。
由此，唐寿民与宋子文结下深厚友谊，其银行生涯也开始出现转机。正在筹建汉口中央银行的宋子文，认为唐寿民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于是向陈光甫提出要人。就这样，唐寿民1927年离开了上海银行。
对于唐寿民的离开，陈光甫五味杂陈。唐加入上海银行，一干十年。陈光甫曾对唐寿民说“上海银行能有今日，全仗兄之鼎力相助”，但是他同时认为唐个人欲望太强。当初在江苏银行时月收入十几元，如今八千多元还不满足;“好恭维、要面子，要做镇江帮领袖”;而通过宋子文要人的方式离开上海银行，不像在一起摸爬滚打多年的兄弟。
共掌交行
1928年11月，南京政府改组交通银行，特许交行为“全国实业之银行”，增加官股和增派官股董事;设董事长及总经理;总部由北平迁往上海。12月，财政部指派卢学溥为交行首任董事长，董事会选举胡祖同为首任总经理。唐寿民因与财政部长兼中央银行总裁宋子文关系特殊，获任交行官股董事和上海分行经理，后来相继担任过中央造币厂厂长、中央银行常务理事兼业务局总经理。
1933年，交行改组，胡笔江得到宋子文支持，重返交行并接任董事长，唐寿民出任总经理。精明强悍、豪爽重义的唐寿民与宋子文关系融洽，胡笔江同样深得宋子文信任，经钱新之等介绍与宋子文相识后，关系日益密切，逐渐成为国民政府所倚重的银行家。
胡笔江与唐寿民上任伊始，即从资本构成、人事管理、业务经营等方面对交行进行了大刀阔斧地改革。
1935年是中国银行业饱受煎熬的时期。白银风潮侵袭，银行自身经营处境艰难，工商企业因借贷无门而抱怨银行，政府则在应对危机中加紧实施金融统制。这年3月，中国银行改组和人事调整，中行总经理张家璈被迫离开奋斗了23年的中行，他的好友李铭也被迫辞去董事长职务，由宋子文接任，并改总经理负责制为董事长负责制。
4月，南京政府改组交行。不过，交行高层人事纹丝未动，依旧由胡笔江和唐寿民执掌。对此，张家璈感慨地说：“孔财长决定派宋子文为本行董事长，调本人为中央银行副总裁，交行人事未予更动，显见其中尚有人事关系。”
1936年4月，交行股东大会修改章程，将总经理“商承董事长，综理全行行务”，改为“秉承董事长，综理全行行务”。一字之改使总经理权限大为削弱，董事长权力大幅提高。也因此，在胡笔江与唐寿民之间，开始出现裂痕。
抗日烈士与汪伪汉奸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胡笔江爱国热情迸发。上海成立各界抗敌后援会，胡为委员之一，为抗战募捐。他曾对宋子文说：“必须以最大的决心，奋斗到底，义无反顾。”
上海沦陷后，交通银行总管理处撤至汉口，随后撤至重庆。胡笔江、唐寿民则撤退至香港，在港主持交行业务。
1938年8月24日，当胡笔江应财政部长孔祥熙之召，与浙江兴业银行总经理徐新六等从香港飞赴重庆时，所乘“桂林号”民航班机遭到5架日机追击扫射，胡笔江罹难。
民航飞机遭袭，以及胡笔江、徐新六遇难，举国震惊。胡笔江获国民政府追认为烈士，蒋介石特电致唁;毛泽东等敬送花圈挽联，称胡为“金融巨子”。
胡笔江去世后，20年代初曾任交行协理的钱新之接掌交行董事长，唐寿民与钱新之同样面和心不和。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唐寿民不幸被捕，开始了此后噩梦般的人生。
香港沦陷前夕，重庆曾派多班飞机抢送滞港重要人士离开。钱新之等人走了，但并没有人通知唐寿民。几天后，四处躲藏的唐寿民被日本宪兵抓获，12月21日与周作民等一道被带往半岛酒店，随后与颜惠庆、李思浩等滞港名流一起，监禁于香港酒店。
关押在香港的一百多天里，唐寿民心情抑郁，痛不欲生。一同遭关押的北洋政府前财长李思浩回忆，唐寿民“痛愤交集，恒思跃出楼窗，了此生命”。假如跳楼成功，唐寿民会成为国人尊敬的银行家。然而，日本宪兵及时制止，唐寿民的命运从此进入另一通道。
1942年4月，日本人将唐寿民等押回上海。日本方面有意让中行、交行复业，而复业需业界名人支撑门面，唐寿民自然是上佳人选。因此，当唐返沪后，汪伪高层纷纷上门游说，唐寿民的老朋友、汪伪政府财政部长周佛海亲自出马，请他务必出山。日本军部和汪伪政府软硬兼施，唐寿民于是出任复业后的交行董事长兼总经理。
对出任伪职，唐寿民后来辩称：自己看到交行业务陷于停顿，行员生计艰难，受责任心驱使，才不顾毁誉荣辱，挺身而出。
1943年3月，当汪伪政权成立全国商业统制委员会时，唐寿民在推托一番后出任理事长一职，虽然一年多以后的1944年6月即辞去理事长之职，但这正是唐寿民战后被以汉奸罪重判的主要污点。
战后唐寿民被控，主要是在担任交行董事长和商统会理事长伪职期间，配合汪伪政府对沦陷区进行经济掠夺。
1946年，上海高等法院以汉奸罪判处唐寿民无期徒刑。对此，唐不服上诉，其家人纷纷找行政院院长宋子文等人，请其出面说情。同时提交唐寿民早期曾暗中参加地下工作的证据。随后，法院改判为12年，唐依然不服，最后终审判决改为8年。1948年底，国民政府特赦政治犯，唐寿民于1949年初出狱，实际关了3年多。
饱受牢狱之苦的唐寿民，在政权更替时选择留在了上海。新中国成立后“三反”“五反”运动相继，1953年，法院重新起诉唐寿民，并判处其有期徒刑10年，先是缓刑，后改为管制。
晚年的唐寿民，内心满是苦闷与压抑。1974年，82岁的唐寿民在上海病逝，走完了起伏曲折的一生。
(作者为记者、历史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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