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源： |
新金融观察 |
发布时间： |
2012年07月16日 15:15 |
作者： |
韩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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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顾周遭，中国经济尽管已连续出现回落，但7.6%的增长率依然遥遥领先于世界各大经济体。不过对于这一曾长期保持高速增长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来说，各方似乎也有着更高期待。伴随增速放缓，看空中国经济的声音也多了起来。
数月之前，悲观或许还只是个“传说”，而如今却成为不少人眼中的现实。
向下！向下！向下！时值2012 年年中，在国内外严峻环境的影响下，中国的经济指标正以这样的“步调”进行自身的调整。
“时隔3年以后，经济增速又一次回到8%以下。”二季度GDP数据的发布进一步印证着经济放缓的事实，而伴随上周一系列经济数据的披露，外界的担忧也日渐强烈，“中国经济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
环顾周遭，中国经济尽管已连续出现回落，但7.6%的增长率依然遥遥领先于世界各大经济体。不过对这一曾长期保持高速增长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来说，各方似乎也有着更高期待。伴随增速放缓，看空中国经济的声音也多了起来。
从国内来看，尽管“放慢”脚步被认为是经济转型的必备要件，但很多人依然难以正视经济增速“破8”这样一个事实。
面对这种复杂的状况，新金融记者注意到，在此前的经济形势座谈会上，高层也不禁喊出：“稳增长不仅是当务之急，而且是一项长期的艰巨任务。”
显然，宏观调控又进入到一个“纠结”的境地。
潜在的风险
“从去年12月25日发布年度展望以来，我们对于全年通胀2.8%的水平就没有调整过。你想想，全年2.8%，如果没有几个月在3%以下，那年终怎么能达到这样一个水平呢？”面对进入“2时代”的CPI数据，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这样反问道。
7月9日，国家统计局在其官网公布6月CPI、PPI数据，由此拉开这轮经济数据密集披露的大幕，而“下滑”却成为一以贯之的特征。
“同比增长2.2%，CPI创下29个月新低。”在外界看来，CPI的持续快速回落表明通胀已经不再是当前宏观调控的首要目标，而稳增长则重回调控的首位。
新金融记者注意到，稍早前公布的6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为50.2%，也创下自去年11月以来的新低。虽然新订单、生产量、积压订单指数较上月回落幅度收窄，但从绝对水平看，上述指数均已回落至历史同期最低值。尤其在内外需交困背景下，6月新出口订单大幅回落2.9个百分点至47.5%，回落幅度明显大于往年同期均值1.7个百分点。经济学家分析认为，这反映出我国经济运行仍然存有下行压力，并存在潜在风险。
而此后央行于7月5日宣布年内再次非对称降息的举动，也被外界广泛认为意在提振经济。
“中国人民银行决定，自2012年7月6日起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金融机构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下调0.25个百分点，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下调0.31个百分点；其他各档次存贷款基准利率及个人住房公积金存贷款利率相应调整。”这是央行今年以来的第二次降息，值得注意的是，距离上次降息还不到一个月。
对于此次降息，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潘向东认为，一个月之内连续两次降息，步伐之快出人意料，这表明经济情况差于预期，6月物价涨幅的进一步回落（CPI步入“2时代”）是触发此次降息的主要原因，而赶在上半年数据公布之前降息，稳增长的意图非常明显，旨在通过降息刺激消费和投资。
不过，在6月CPI公布当日，回落的CPI似乎并没有获得市场的广泛好评，反倒引发经济通缩的担忧。“如果不是食品的权重大，CPI还要更低，不出意外，中国经济将进入通货紧缩。”有分析人士这样评论道。
究其原因，大致可归结为：国内经济增长疲软导致需求放缓；欧美经济下滑使得输入性通胀压力减轻；食品价格仍将下滑以及M2仍低于既定目标。
“有这样的风险，但我并不认为现在就是通缩。”在采访中，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高级宏观分析师唐建伟这样告诉新金融记者。他指出，从现在的情况来看，物价里面只有PPI是负增长，CPI还在2%以上，GDP的增长也还在7%以上，谈不上是通缩。但是有这种风险，毕竟GDP放缓的压力也是蛮大的，物价也有进一步回落的可能性。
不过对于通缩一说，鲁政委对新金融记者表示，目前自己并没有看到。“常规意义上的通缩，是一般物价水平持续下降的现象，至少持续两个季度才能算，而只要未来政策持续放松的话，这也是可以避免的。”
身为中国企业联合会研究部经济学博士，冯立果告诉新金融记者，目前CPI的这种大幅回落是和日趋走高的货币发行量相矛盾的，“5月底的广义货币已经达到90万亿，而此时物价依然回落，只能说明实体经济已经到了非常危险的地步。”
“毫无疑问，我们又正在经历一次经济调控上的大起大落，这是经济政策水平低、科学性少、改革力度乏力的体现。”相对于通货紧缩，冯立果认为制造业危机、实体经济危机，缺少发展信心，才是中国宏观经济所面临的最大问题。
“如果不能让资本、企业家回归实业，那么中国经济会面临不是1-2年，而是4-5年甚至更长的衰退之中。而未来10年，也是中国能否顺利突破‘中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阶段’的关键时期。”冯立果说。
据冯立果介绍，日韩等国历史经验表明，脱离“中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阶段”只需要8-16年的时间；亚非拉等国教训表明，如果不能在短短的10年左右时间中完成这一突破，极有可能掉进“中等收入陷阱”。
“除非政策犯错误”
“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7.8%，二季度增长7.6%，跌破8%，这是时隔3年以后经济增长速度又一次回到8%以下。”在7月13日的经济数据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盛来运如此介绍道。
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看来，如果不考虑2008年底“一揽子危机应对计划”带来的刺激性增长，中国GDP增长率从2007年二季度15%的历史高点到2012年一季度8.1%的低点，已经整体回落了5年。
“如果这轮回落周期从危机之后2009年四季度12.2%的峰值算起，考虑到2012年二季度GDP增速将继续回落到8%以下，这个回落过程也已持续了11个季度，而危机之前的那轮回落周期为8个季度。”而值得注意的是，最大的回落幅度却发生在最近三个季度。
面对严峻的经济形势，此前的７月９日、１０日，两场高规格经济形势座谈会也先后召开。在座谈会上，高层明确指出，“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中国需要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经济社会发展、民生改善才有相应的基础。稳增长不仅是当务之急，而且是一项长期的艰巨任务。”
作为上述座谈会的受邀专家之一，鲁政委不愿对新金融记者谈及会议上的相关内容。不过他对新金融记者表示，未来的经济增速并不会出现像2008年那样的大幅下挫，毕竟那是始料未及的。“除非是政策犯错误，我不相信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而作为另外一位受邀专家，著名经济学家、燕京华侨大学校长华生对于经济走势也颇为乐观。“经济增速快了，大家说这是GDP挂帅，而当速度真正降下来了，大家又开始担心。这没有必要。”在华生看来，对经济的短期波动要有一颗“平常心”。
对于这一轮经济的持续回落，唐建伟分析认为，这既是短期政策调控的结果，也有外部冲击的原因，但更为深层次的原因是中国中长期潜在经济增速已经放缓。
冯立果指出，仍以短期需求管理政策为主的宏观调控思路，不能解决所有问题，甚至也不能解决主要问题。在他看来，随着我国频繁使用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来调控宏观经济，其边际效应越来越小，而发行的货币总量却越来愈大，长期结果也可能是滞胀。
“综合来看，短期的冲击可以通过政策的意向调控来缓解，但是如果是中长期潜在增速放缓，仅靠政策调节是没法扭转的，而这也只有通过深层次改革，‘切换’经济增长动力来实现新一轮增长。”唐建伟说。
不过他也强调，这将是一个比较长期的过程，而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各方也必须适应增速的放缓。
在官方给出的稳增长措施中，新金融记者注意到，加强投资依然被放在显著的位置。“稳增长的政策措施包括促进消费、出口多元化等，但当前重要的是促进投资的合理增长。”
中金公司分析认为，6月份和上半年宏观经济数据显示经济增速下跌但势头减缓，企业去杠杆和去库存活动对经济增长形成制约。近期通胀的显著下行基本消除了货币政策放松的制约，央行6 月、7月连续两次下调基准利率，已然加大了货币政策放松力度。但由于增长动能短期内难以恢复，年内仍有可能再降息一次。而在外需和自主增长动能疲软的背景下，预计政策将有选择地放松地方融资平台，继续加大对基础设施投资支持，推动内需增长。
对于促进基础设施投资等举措，唐建伟也十分理解。“短期的话，毕竟这块效果比较明显，而且政府也能主导。”但他认为，结构性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一收就死，一放就热”。
“明年又是换届年，通常换届年的规律是投资增速将迅速上升，再加上这个稳增长的提法，地方政府也就有加强投资的借口了，这样一叠加，明年经济过热的风险就又存在了。”在唐建伟看来，现在不需要大规模刺激，需要的则是适应经济增速的适度放缓。
冯立果告诉新金融记者，容不得经济中低速增长，是当前经济体制最大的问题。在他看来，这种经济减速-刺激-减速-再刺激的思维要不得，“戒毒的过程固然痛苦，但不能靠吸毒来减轻痛苦”。
企业生态系统恶化？
在外界看来，中国经济在连续保持了高速经济增长以后，2012年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迫使中国经济增长方式作出调整，而这也主要因为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正遭遇挑战。2008年，中国推出了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通过各级政府主导的、以天量信贷支撑的投资，保持了GDP数字上的高增长，然而这类刺激导致了之后通胀、更严重的房地产泡沫和快速积累的地方债务等系列问题的产生，成为制约中国经济良性发展的主要障碍。
针对宏观经济加速下行的态势，早在5月下旬国务院就曾决定“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并出台了一系列稳增长措施。
显然，加强对外来冲击对于宏观形势影响的预调微调，有助于今年我国保持经济的平稳增速和社会稳定，有一定必要性，但更重要的是，吸取历史教训，在预防经济过快下降的同时，政策目标还应着眼中长期增长。
“当前我国调控经济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组合整体上是需求管理思维。而需求管理最擅长解决的是短期宏观经济问题，比如通过大规模政府投资迅速拉动国内投资需求，通过增加消费补贴能够迅速刺激国内消费需求等。”
在冯立果看来，当前我国宏观经济存在一定的短期问题，但更主要的还是长期问题，比如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实体经济的传统优势正在丧失，要素市场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企业家投资信心严重不足。
2012年5-6月，中国企业联合会曾组织对浙江、江苏、山东、河南、湖南、吉林、安徽等地区的60多家企业进行专门调研。
作为此次调研活动的参与者，冯立果发现今年我国整体企业发展形势的确十分严峻：劳动力成本、财务成本、能源资源价格整体不断攀升，国内外市场需求明显不足，产销率下降，企业总体经营业绩处于下滑状态。而从行业来看，钢铁、石化等重化工行业以及外向型经济、外地投资、外行投资等“三外”比较典型。
“许多企业尽管2008年企业业绩明显下滑，但由于我国很快出台经济刺激政策，国民经济快速V形反转，企业对危机的感受并不深。此次则不同，自去年四季度至今，已经有3个季度的经济下行，部分行业如光伏则经历了更长的需求萎缩，而较长时期的经济下行让企业家深深感受到经济下行带来的巨大压力。”冯立果说。
在各地调研中，冯立果还注意到我国企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企业生态系统也正在恶化。
“除了实体企业与金融类企业的生态平衡被打破外，近年来出现的大企业与小微企业之间的分化也日趋加剧。今年一季度，我国大企业的整体经济效益要显著好于小微型企业，同一行业中许多小微型企业停产、半停产或倒闭，也造成我国大企业的配套生产能力减弱，影响企业整体竞争力。”
而除此之外，令冯立果印象更为深刻的恐怕还要算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实体经济所处的政策环境的巨大变化。
“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曾是我国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基础，但近年来却日趋恶化。”据冯立果介绍，这主要表现在：第一，东部相对发达地区的地方政府纷纷推动本地区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纷纷把大规模城市建设、房地产开发、区域金融中心作为工作重点，制造业和一般服务业等实体经济部门越来越不受重视，力促所谓“低端制造”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转移。第二，中西部地方政府也纷纷“产业升级”，本地经济发展以招商引资为主，招商引资主要以大企业、大项目为对象，对外来的一般制造业和服务业并不热情，对本地中小型、微型企业、个体工商户发展并不热情。
在他看来，包括劳动生产效率较低、物流成本高、今年以来劳动力成本大幅上升并且劳动力供应并不充足、产业配套能力弱、世界经济可能保持3-5年的长期低迷态势等因素都在影响企业家的信心。
“转到”供给管理
不过，面对当前严峻的经济形势，多数企业家似乎也比较理性。
冯立果告诉新金融记者，大多数行业的企业也比较反对政府为了短期经济稳定增长的刺激政策，尤其以大规模固定资产投资为核心特征的“铁公基”建设。他们认为，短期的以大规模固定资产投资为特征的经济刺激政策，可以在较短时间内形成大规模需求，刺激国内经济增长，但不能解决中长期问题，反而扰乱行业运行规律和优胜劣汰的市场秩序，透支了未来若干年的国内需求，政策退出后的负面效应很大。
在这样的背景下，冯立果指出，仍以短期需求管理政策为主的宏观调控思路，不能解决所有问题，甚至也不能解决主要问题。在他看来，随着我国频繁使用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来调控经济，其边际效应越来越小，而发行的货币总量却越来愈大，长期结果也可能是滞胀。
从西方国家宏观调控经验看，在供给管理体制长期不变条件下，频繁的需求管理的边际效用接近于零，尤其货币政策逐渐无效，其结果就是经济增长停滞和通货膨胀同时存在的“滞胀”。
据冯立果介绍，西方国家曾为了解决上世纪70年代出现的滞胀，纷纷采取供给管理政策，把放松对市场主体的管制作为主要政策工具，通过大规模减税、促进金融自由化、推进垄断型国有企业的民营化改革、促进中小企业成长、给予企业家以投资发展的信心等措施，最终才使经济得以摆脱滞胀。
“应把我国的宏观调控思路从需求管理转到供给管理上来，放开搞活企业，给企业松绑，通过减税或免税促进创业和小微企业成长。”冯立果如此建议道。
不同于需求管理政策强调加强政府对经济和企业的干预和控制，供给管理则更多强调政府减少对经济的干预和对企业的管制。
潘向东也指出，为有效改善企业的经营处境，财政政策有必要进一步发挥作用，通过大幅减税、增加补贴和转移支付等手段扶持企业渡过难关，刺激其投资和生产需求，既必要又紧迫。在采访中，天则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冯兴元也对新金融记者强调，未来经济发展要将民营经济“坐实”，而放松管制必不可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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