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泽安·拉斯法

    伦敦金融城公司旗下的智库Z/YenGroup每年发布两次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追踪全球75个金融中心城市实力的变化，是反映全球金融版图变化的主要晴雨表。2009年，中国国务院提出上海2020年建成国际金融中心的目标。当时上海在GFCI中的排名为第11位。今年最新

　　GFCI显示，上海已经上升到第8位，并远远高于北京（26位）和深圳（32位）。

　　在GFCI名次的上升反映上海在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截至2011年末，在沪各类金融机构达1136家，金融业从业人员达23万人。

　　中国政府今年提出，上海力争在2015年成为全球人民币中心。和中国的经济改革类似，上海的金融中心建设已经走完了最易走的一段路，留在她面前的是实质攻坚任务。在众多竞争对手的快速进步面前，在金融中心要素建设方面实现核心突破，对上海来说显得非常紧迫。

　　第一，专业人才的供给。这对任何一个金融中心来说都是最基础、最重要的要素，也是目前上海最欠缺的，尤其是具有国际眼光和经验的骨干人才。金融中心的运作离不开人才，而金融中心的复杂性使得对于金融专才的需求极为强烈：这些人才需要洞悉其他金融中心的动向，同时必须具有创新能力，能够开发出新的业务模式，从而与其他金融中心竞争。所以，政府需对国内大学培养金融人才的课程、方式进行必要的审视，确保人才的供应，为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

　　第二，监管环境。这对上海来说是真正获取国际影响力的前提之一。金融中心的复杂性同样需要一套强大的监管体系来保证市场能高效运作、吸引企业入驻。这种监管体系不仅需要监督市场交易、防止欺诈和过度投机，而且需要能够有效企业家精神和一定的冒险精神。更重要的是，要在这两方面取得一种平衡。

　　第三，市场开放。这对上海来说是真正获取国际影响力的第二个前提。和监管环境一道，这两项是对中国决策者眼光和魄力的最大挑战。金融市场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在一个封闭的经济体系中无法发挥效用。其需要向国际资本市场开放来实现高效运作，创造流动性、促进交易、实现投资组合多元化。对于任何一个金融中心的发展和繁荣来说，与其他金融中心直接或间接的自由往来是最关键的因素。因此，中国政府部门需要审视信息和人员的自由流动性。

　　第四，基础设施。基于其承担的功能，金融中心需要强大的基础设施支撑，包括交通等硬件和专业服务等软件设施。充足、完备的基础设施将能够加速交通、通讯等业务的步调，让企业更快捷地联络客户、获取必需的专业服务———例如法律、会计等专业服务也是一个运作有序的金融中心框架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一切的实现将能帮企业降低成本、提高投资收益，进而刺激进一步的增长。相应的，中央政府和当地政府需要对所有这些基础设施和专业服务进行评估，决定对哪些部门给予优先关注、在何种程度上给予政策性的倾斜。

　　第五，商业环境。金融交易建立在所有参与方的互信之上。但这种信任需要公平、公正的商业环境的支撑，从而保证交易的顺利进行；在出现冲突的时候，能够通过公平、专业的方式得到解决。基于此，政府需创设一套框架体系，以责任制为准则，创造并维护公平、公正、能够有效激励良好规范的商业环境。

　　第六，企业和个人税收体制。这对企业和从业人员来说是影响最为直接、也是他们最为关切的要素。无论投资发生于哪个领域或环节，金融中心之间的竞争是以投资回报为标杆的。回报率一方面取决于经营活动所实现的边际利润率，另一方面也取决于税率。一般而言，税率高低与投资者回报成反比。但是，情况也不尽如此。当经营者主要通过负债而不是证券来融资时，企业税率越高，回报率也越高。所以对于政府而言，是否应该选择低税率并没有一个明确的选择方向，因为这取决于企业采用何种融资方式。但无论如何，政府应确保企业税收体系的公平和透明，能够吸引企业落户、提高上海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形象。公平和透明也同样适用于个人税收体系，使从业人员能够据此对任何在上海进行的业务作出有效的税后回报计划。

　　除了这六大方面以外，还需注意其他无形的但不可忽视的因素。比如那些能够为上海的成功作出贡献的高素质从业人员中，相当一部分将来自海外，这些精英期望保持高水准生活，这与住宅和商业地产的品质和供应状况有很大关系；同样他们也会期望保留自己的文化，并用自己的语言进行自由的交流，保证子女有良好的教育，让家庭在上海能感受到轻松自在的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