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源： |
新金融观察 |
发布时间： |
2012年02月20日 15:18 |
作者： |
宁广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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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路潮'未完待续：倒下的实体企业把民间金融公司拖下水，那么，与之有千丝万缕联系的银行呢？
有好事者总结了最近50起企业倒闭案例，其中有46个企业家都与"民间集资"有关。从最早的南温北鄂到现在的长沙、河南、连云港，人们对"跑路""自杀"已经从当初的惊愕、恐慌转变成现在的麻木与无奈。
从2011年银行全面收紧银根到现在，一损俱损的借贷链条正在悄然发生变化，一个不太清晰的"跑路"顺序呈现眼前：
2011年上半年，温州实体企业最先引爆"倒闭潮"，之后的事情顺理成章：破产的老板牵出了巨额民间债务--无力偿还、走为上策。
之后，各地深陷债务危机的老板们纷纷效仿。几乎在实体企业出逃的同一时刻，地产开发商也成为"跑路"大军的重要组成部分。2011年中旬，围绕企业、老板、债权人的经济纠纷集中爆发。
事情在2011年末发生了倾斜：多米诺骨牌用不到半年的时间传递到了民间金融公司。担保公司、小贷公司、典当行发现，越来越多的客户不见了。于是2011年年底，河南担保公司发生挤兑；鄂尔多斯小贷公司暂停业务；连云港担保公司老板跑路；福建石狮典当行老板失踪……
多事的2011年终于过去，但2012年并不平静。"跑路潮"升级：信托公司、保险公司、银行等金融机构出现了手握巨额资金的业务员失踪的现象。
之前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总结的"三跑"此刻甚为应景："跑路"正在按照"实体企业--民间金融公司--金融机构"的先后顺序演绎。
时至现在，当资金链条上的承诺无法兑现时，务实的商人开始关心：谁将是下一个逃跑者？更为直接的发问是：会否是银行？
民间钱殇
从各个角度看，2008年-2011年的宏观调控与20年前如出一辙。
20年前深圳部分银行存款利率飙到25%以上，民间高利贷猖獗。与此同时，高息揽储的不仅有城市信用社、信托公司、证券公司，就连商业银行也公开开出诱人价码，银行的账外经营现象严重。据说当时深圳有一家银行的支行行长账外经营总额高达20多亿元。
一切从1993年6月的宏观调控发生了改变。与现在的调控手段一样，当时规范金融秩序的主要措施就是收紧信贷闸门，原本充裕的货币市场一下子被抽掉，于是，预期看涨的企业家开始四处筹资。在紧张的融资环境下，国有大型企业获得了银行的"优先权"，中小企业只能依靠民间资金以解燃眉之急。
"民间借贷"的历史要比1993年的"高利贷潮"早得多。最早的民间资金市场没有所谓的"高利贷"、"地下钱庄"，当时在中国民营经济最为活跃的两个地方--福建泉州和浙江温州出现了各种"会"（抬会、标会），这是1985年前后的事情，这些不同的"会"被现在的经济学家看作是民间借贷的雏形。
那个时候的"会"并不以利息结算资金，真正为资金"定价"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小企业的出现加剧了民间资金专业化分工的趋势，由消费型转向生产型。民间借贷依旧"世袭"着以信誉为担保的人格化交易，但借方贷方不再局限于圈子里的熟人，熟人的熟人也可以。民间道德的信誉担保在不大的村子里比法律的约束更加有力。接下来，资金规模变大，借贷链条被拉长。资金以更加直白的"利息"结算，民间资金短期套利的强烈欲望和强大的市场需求推动了资金价格的高涨。
那个时候，民间借贷已经成为中小企业融资的重要渠道。这也是1993年高利贷风暴发生的原因--有需求（前述），有供给。然而，这一切仅仅能活在资金充裕的环境中。一旦银根紧缩，建立在"信心"基础上的信用契约关系就变得没有他们想象中的那么可靠。
这件事在20年后的今天正在发生。
从2011年1月起，银行几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有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6月14日，大型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率是21.5%，而同年1月份未调整之前是18.5%。这意味着资金市场上有9000亿元蒸发了。此时，银行在收回原有贷款后不再对企业续贷，一些本就背负沉重高利贷的企业家无力偿还，宣布破产或准备盘缠跑路。民间集资的债主上门讨债，民间借贷告急。
周德文认为，民间借贷的形成是建立在借贷双方相互信任的基础上的。信心是这场资金游戏的最重要筹码。一旦借方对贷方失去信心同时提款，就会形成挤兑。
垫背的金融公司
"民间借贷"告急在制造出多起"惨案"后透露出一个问题：对于有钱人来说，"钱生钱"这种低处易摘的果子不多了。
因为在多位跑路、自杀的老板债权人名单里，不乏担保公司、小贷公司、典当行的身影。这些金融公司多数不以公司名义放贷，而是老板以个人名义向企业伸出援手。实体企业破产后，这些慷慨的资金后台一转眼变成了陪葬品。
一位已经垮台的担保公司老总告诉记者，这些被拖累的民间金融公司多是2008年前后起家的。
2008年第四季度，国家启动"4万亿元投资计划"，宽松的货币环境使银行对中小企业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慷慨。那段时间银行信贷员的主要工作就是拜访企业，劝贷。不少企业在银行低利率的诱惑下贷了款，那时有的企业贷款并不是用于自身生产，而是先贷出来钱再找投资项目。那个时候，房地产、股票一度成为投资热点。
但借钱总是要还的。由于从银行贷出来的钱都做了投资，所以到了还款日拿不出那么多钱，于是企业家们找到了"地下钱庄"。正是那个时候，"地下钱庄"生意异常火爆。看到有利可图的商人们开始放弃实业转身做了"放贷人"。
当洪水猛兽变成雪中送炭，民间资金迎来了重新定义自己的机会。2008年前后，国家开始了对小贷公司、担保公司等民间金融的试点工作。民间放贷人试图把资金放在阳光下运作并合法地扩大业务。他们要做的很简单--换块牌子。于是，地下金融体系作为金融市场的补充搬到了阳光下，一时间，业务很好。
目前我国有中小企业4000多万家。有数据显示：2011年上半年，我国中小企业人民币贷款余额占全部企业贷款余额的比重不足40%。讽刺的是，我国中小企业数量却占到我国全部企业总数的95%以上。无法从金融机构获得支持的企业转身向金融公司求助。
在强大的市场需求面前，民间金融公司不淡定了。为了做大市场短期套利，原本没有那么大资金实力的金融公司开始绕开监管进行民间集资。有的集资后在台面上做正常业务，但大多数公司老板用筹来的资金去放了高利贷。对于这些"玩钱"的商人来说，这种"钱生钱"是最好的生意。
市场泡沫被吹大后，债务人无力偿还巨额债务宣布破产或者失踪跑路，于是，企业的债主--民间金融公司对集资者的承诺将"无法兑现"。企业欠金融公司的钱，金融公司欠老百姓的钱。在此情况下，河南、连云港、石狮等地出现的担保公司、典当行老板跑路就不难理解了。
下一个，银行？
可怕的是，银行也变通地参与到这一危险的链条中来。银行是担保公司的主要合作对象，有的银行乐于与担保公司合作以赚取利差。同时，银行也是小贷公司的主要融资渠道。在银行借贷体系中，不少业务员与民间放贷人及民间金融公司有着深厚的交情。追求利益最大化的银行业务员越来越开放，越来越迎合多方合作。交织在一起的银行借贷与民间借贷越来越难区分：你的债主到底是银行还是民间？
这一点让不少经济学家冒冷汗，周德文更是直言：下一个跑路的就是银行。原因很简单：你（银行）跟担保公司合作、给小贷放款，你（银行）的合作方跑路了，你（银行）怎么办？！
事实是，到目前为止已经不止一家银行发生业务员携款私逃，不久前，保险公司也出现类型情形。人们不禁发问：金融机构也有崴脚的时候？
对此出现两种不同的声音：乐观派认为大多数金融公司还是好的，银行作为金融市场的支撑财大气粗，不会因为几个倒霉了的担保公司、小贷公司受到大的影响。况且业务员发生的状况属个人行为，从目前银行体系的运作来看并无异常。
悲观者却觉得，这只是程度问题和时间问题。"华尔街的银行都倒闭了，还有什么不可能？"银行有储蓄职能，吸收的是老百姓的存款，安全性应该首先被保证。他们认为，与一些摇摇欲坠的金融公司合作风险过大。佐证就是银监会提示银行谨慎与小贷公司、担保公司合作。"如果不加以控制，肯定要出事的。"周德文认为，银行是否"跑路"取决于银行与不良金融公司合作的程度，也取决于银行的内部监管体系是否健全。
"如果银行跑路潮爆发，最先受伤的就是老百姓。中国老百姓的储蓄意识较强，大多数家庭挣了钱就愿意存在银行，踏实、保险。如果银行出现问题，老百姓听到风声就会形成挤兑。那时就不是民间借贷的崩盘了，而是整个金融体系的断裂。"某位不愿具名的经济研究员说。
金融可否"市场化"
通过分析不难发现，金融资金的资源错配成了高利贷、"跑路"的重要推手。中小企业为我国经济贡献60%的GDP、80%的就业岗位和50%的税收总额，然而他们却没能从金融机构获得强有力的支持。而金融机构支持的却是并不缺钱的大型国企。中小企业只能投身民间借贷。
强大的市场需求推高了民间资金的价格，利率是资金的价格体现，市场最直接的表现就是不断攀升的民间利率。央行温州市中心支行的数据显示：民间资金严重供不应求使温州的民间借贷年化最高利率曾一度飙升到40%。
南开大学金融系教授马君潞在接受新金融记者采访时表示，资源错配只是表象，其根本原因在于我国的金融垄断，社会资金无法合法地进入信贷市场。
事实上，我国对鼓励民间资本进入金融行业出台了很多政策，但从实际操作中看，效果并不明显，这与监管层的谨慎态度不无关系。
"这个时候，就要利率市场化。要实现市场化，起码要放松金融管制，允许更多的民间资金进入金融行业，适度地放宽对民营银行的准批限制，给银行创造一个竞争的环境。银行现在活得很舒服，利润又高，就是金融垄断的结果。放开利率管制，银行拥有利率的自主定价权，对于中小企业贷款需求，银行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确定较高的利率，对企业而言，虽然利率较高，但远比地下钱庄的高利贷低得多，而且安全，不必考虑跑路的风险。"前述研究员表示。
"利率市场化"争议多年。其实在1995年之前，金融机构不得自定利率，由央行对利率实行统一管理。1996年，央行开始启动利率市场化改革，之前高度集中的管理模式开始松动。马君潞认为，利率市场化改革是一个长期系统的工程。
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吴晓灵近日在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第十二届年会上表示，她认同利率市场化的改革方向，但利率市场化的顺序和重点可以进一步讨论。吴晓灵认为，利率市场化第一步不是放开存款利率的上限，因为中小金融机构需要在一定利差保护下生存。不少学者认为，利率市场化改革应先从放开贷款利率下限开始，逐步推进，最终实现利率市场化。
财经作家吴晓波曾说：如果从工商经济和金融业的关系上看，在一个缺乏金融自由市场的国家，民间资本的壮大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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