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习记者 宋晓亮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10月29日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部署近期经济工作，再次提出完善财税政策，推进结构性减税。这是继10月24日至25日在天津滨海新区调研和26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后，温家宝总理一周内第三次提出涉及结构性减税的问题。
　　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的专家表示，结构性减税重在税收结构调整与合理化。合理的税收结构既能做到低税率以利民，又能保证税源支持财政收入，但税收调整必须符合客观实际。
结构性减税需优化税收结构
　　出于宏观经济层面的需要，近两年我国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通过增加支出、减少收入来投入民生、提高工资、社保等。结构性减税是顺应潮流之举，也利于税收结构优化。“减税是国际潮流，通常采用降低税率、提供税收优惠、提高征税门槛或税收改革等办法。”西南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付志宇对本报记者表示。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财税学院税务系主任刘颖也赞同减税。她还对本报记者说：“整体税负减轻，不代表所有行业和纳税人税额减少。由于采取有增有减的结构性调整，部分人纳税额有可能提高。”一段时期以来烟草业税负不断提高、为保护资源调整资源税等恰好体现了税收局部增加的一面，而个税调整与高新技术、环保等产业的免税则是减税表现。
　　付志宇也认可增减并行的结构调整，并认为税收结构优化才是本次减税最该关注的，增值税由生产型向消费型转型是减税的表现。他认为，消费税或许会成为有增有减中调整的对象。“目前我们需提高直接税的比重，在不加重税负的前提下，降低货劳税为主的间接税比重是可行途径。”付志宇说。
　　由于税收有支持财政、调控经济运行、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此次结构性减税恐怕也是希望通过税收结构调整，来达到调整经济运行的目的。
　　“每次税收调整理想跟现实会有出入，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往往会对执行造成负面影响。”东北财经大学财税学院副院长谷成对本报记者说。
　　出于以往税收调整所积累的经验教训，谷成表示，应对税收调整进行客观精确的测算，进行合理税收设计，减少不确定性因素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财产税、所得税、增值税政府近期已经做出调整和试探性改革，税收结构优化是否从这些角度推进？谷成表示，前两个领域有待改善，而增值税拓围由于面临测算与征管的不确定性和中央地方政府财权分配的协调，短期内不会过快推进。
　　刘颖主张针对富人的奢侈品增税。至于结构性减税的对象，刘颖主张针对流转税减税，个人所得税和中小企业都将成为受益对象，增值税、营业税会因此进一步调整。
税收结构调整应根据实际
　　“一个成功的结构性减税调整理论上能够刺激消费、增加出口、促进投资。”付志宇说。毫无疑问，这些利好正是部分生存状况较为艰难的中小企业和希望改善生活质量的百姓所乐见的。
　　刘颖认为，增值税逐渐覆盖消费税，不能单从11％、6％的增值税税率和3％的营业税税率来理解。因为后者存在层层重复征税，而前者环环抵扣，实际测算可能还是前者税负较低。而付志宇也对本报记者说，过去增值税17％、13％的税率，实际征收中由于受制于各种条件是根本无法达到的；新的增值税调整，降低税率、加强征管是正确的方向。
　　从国家税务总局2010年税收统计数据来看，流转税在我国占税收总量过半，的确份额较大。从流转税入手进行调整利于优化税收结构，同时还能为部分经营行业企业减负。
　　从以往经验看，个税中工资薪金的比重占到九成左右。由于社会富裕阶层的收入来自薪金的比重很小，所以我国也存在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非正式经济”收入无法管控的问题。
　　谷成说，发展中国家这种无法征管的部分通常能占到总量的40％－60％，2010年我国个税所占比重只有税收总额的6．6％，比之西方已经十分低了，因此恐难作为减税目标。他认为，应从调节余地更大的商品税入手，降低生活必需品税率，能使低收入群体切实受惠。
　　虽然税收能起到调控经济的作用，但“税收校正仅适宜于在市场失灵的领域内，否则应坚持税收中性，不能过多干预市场和侵蚀资本，对基本消费品应采取税收减免政策”，付志宇强调。他赞同对财产税和资源税加强征收，因为这是税收需干预的领域。
　　考虑到目前我国尚难达到发达国家的征管力量和税收环境，因此刘颖、谷成都表示，应注重可能与需要的问题，调整应根据实际需要，考虑长远效益，不能追求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