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源： |
证券日报 |
发布时间： |
2011年04月27日 08:44 |
作者： |
刘纪鹏;李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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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7日，央行年内第四次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调整后，我国大型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率已达到20.5%，创下历史新高。根据刚刚公布的第一季度经济数据：三月份我国CPI同比增长5.3%，在央行多次调整准备金率与利率后，CPI指数依然居高不下，调控效果难以令人满意。
尽管央行明确表示应使用汇率工具对抗通胀，但依赖准备金率与利率治理通胀的现状并没有什么根本性改变；而根据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货币政策还将持续收紧，准备金率的调整也被认为“没有绝对上限”。要想有效治理通胀，如此一招猛打实非明智之举，以汇率为主、“三率”齐发才是上上之策。
一、都是“绿票子”惹的祸――我国通胀原因分析。探明病源方能对症下药。要解决我国的通胀问题，就必须对产生通胀的原因有正确的认识。虽然造成通胀的原因十分复杂，但我国现阶段的通胀主要是在美国量化宽松政策背景下，为对冲大量外汇（“绿票子”），“红票子”投放过多所产生的流动性过剩。笔者认为，我国通货膨胀的实质是货币现象，不是商品现象，其根源在于货币投放量过大。
流动性泛滥对经济的直接影响体现在两个方面：在消费领域表现为通货膨胀，在房地产等投资领域则表现为资产泡沫。于是，我们便看到了CPI居高不下。
同时，因量化宽松而引发输入型通胀并非中国独有的现象。在量化宽松政策的背景下，大量美元流入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导致这些国家普遍发生了较为严重的货币输入型通胀。去年印度、俄罗斯、巴西的CPI分别达到9%、8.8%、6.5%；今年第一季度，巴西、俄罗斯的CPI分别为6.08%和9.5%，全球通胀形势均十分严峻。
二、传统“两率”治理通胀的局限性分析。如上所述，我国通胀的根源在于流动性泛滥，那么治理通胀的关键便在于如何解决流动性过剩的问题。央行频频调整存款准备金率与利率，试图用传统“两率”控制通胀，但效果实难令人满意。究其根源，正是因为传统“两率”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货币超印，只能回收一部分的流动性。以存款准备金率为例：此次央行上调0.5%的准备金率，大约能够冻结3600多亿人民币的银行资金；但根据央行最新统计，截至2011年3月末，我国的外汇储备已高达3.0447万亿美元，相较去年年末公布的2.85万亿美元，短短三个月的时间，我国的外汇储备便增长了1900多亿。为了对冲这部分外汇储备增量，央行必须向市场注入约13000亿人民币的流动性，是通过上调准备金率冻结的银行资金的3.6倍。
不仅如此，央行多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令银行自身的流动性大受影响，给银行业整体带来了巨大的压力。2011年1月，由于春节临近与上交准备金的双重压力，我国银行的流动性普遍告急，银行间货币市场利率飙升。为此，央行不得已在20日和24日两次重启逆回购，向市场注入3500亿人民币的流动性以解燃眉之急。虽然一月份的流动性紧张最终因央行出手而化险为夷，但存款准备金率再次上调后，类似的危机是否还会出现实在令人担忧。
与此同时，利用加息和提高准备金率回收流动性，也会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影响实体经济，并有可能引发经济滞涨。通胀固然有害，但滞涨危害更大，我们不能为防止通胀而导致经济发展停滞。
一言以蔽之，利用传统“两率”治理通货膨胀存在着巨大的局限性：一方面，仅依靠传统“两率”的调整吸收流动性实在是杯水车薪，难以达到有效治理通胀的目的；而另一方面，加息与提高准备金率本身也具有一定的负面作用。因此，仅仅依靠传统“两率”治通胀，无异于饮鸩止渴，实不可取。
三、釜底抽薪的治本之策――“三率”齐发治通胀。要想治理我国现阶段由量化宽松引起的输入型通胀，我们就必须启用汇率政策，改变原来单纯依靠传统“两率”的做法，以汇率为主，“三率”齐发治通胀。
人民币汇率的调整绝对不是简单的小问题，其背后隐含的世界财富重新分配的问题已经跳出了简单经济的范畴。我国应通过主动的、按自己步调不断调整的升值模式，化解国内的通胀困局和国外的合围。
具体到解决通货膨胀问题，汇率政策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人民币升值能够降低大宗战略性商品进口成本，抵消工业品传导性压力，有效抑制通胀。人民币升值后，石油、铁矿石等大宗战略性商品的进口价格将会有所下降，继而进一步拉低国内成产成本，从而最终起到降低物价的效果，抵消工业品传导性压力，抑制通货膨胀。
第二，人民币升值能够减少贸易顺差，减缓流动性泛滥，并帮助央行消化过高外汇储备。人民币升值后，我国的国际贸易中进口的比例会有所扩大，贸易收支顺差将会减小；同时，我国外汇的流入速度将会有所减缓，这一方面能够减少央行因对冲外汇增量而投入市场的流动性，另一方面也给予央行调整机会，逐步化解过高的外汇储备。也是我国的输入型通货膨胀逐渐解决的过程。
综上所述，对于我国现阶段的通胀问题而言，“两率”治理实为扬汤止沸，“三率”齐发才是釜底抽薪。我国必须构建以汇率政策为主导的新调控模式，从病因出发，对症下药，才能有效的解决通胀问题，保障我国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刘纪鹏教授：中国政法大学资本研究中心主任；李征：中国政法大学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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