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的后果严重，对世界金融体系产生的阴影至今未消，给中国的金融体系敲响了警钟，即使中国的制度完善到如美国程度，也并不安全。更重要的是，当前，中国不仅需要直接面对金融运作的现实，更需要面对相较美国来说不完善的金融体系。对于金融危机，西方的反思最后集中于宏观审慎管理框架的构建。

　　已经过去的2010年，作为金融体系的监管机构，中国银监会又做了那些努力？带着这些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综合研究室主任陈道富。

　　陈道富表示，未来十年，中国要加强宏观审慎管理，应包括：一是市场自身发展、演进过程中的系统风险。包括市场、微观主体、宏观调控和金融监管之间的不完善带来的风险。二是系统内在的风险。

　　他认为，目前西方在广泛讨论的风险在不同机构、不同市场之间的传递、顺周期、“大而不能倒”等问题。虽然其中有些问题由于我国金融发展阶段、金融结构特征以及现有金融管理特点，决定了暂时还不会引发系统性的风险。但其中相当多问题，在未来将成为我国不得不面对的系统性风险来源，这属于金融系统内生的不稳定。

　　此外，他指出，制度转轨过程中出现的风险也是需要注意的一个方面。即是在引进外部竞争与冲击压力下，引起市场竞争加剧，出现一定的过度竞争，金融机构更加偏向高风险高收益领域，进而在后期出现金融机构收益率下降，抵御风险能力下降。从宏观角度看，有时可能会出现资本市场的扩张，产生类似于货币市场的效应。如果此时一国经济体正处于缺乏内在增长动力时期，或存在明显的结构性扭曲，货币等宏观政策若稍有不当，就可能产生资产泡沫或通货膨胀，最终引发系统性风险。

　　陈道富强调，在现实转轨经济中，以上三个原因往往相互交织、相互作用。

　　在中国金融与世界金融的进一步融合中，要培育中国金融体系防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尤其需要充分关注世界主要储备国家的货币政策及其扩张程度对国际金融市场的冲击影响。即仅关注国内风险源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充分关注外部金融风险对国内正处于转轨制度的冲击影响。坚守本国货币政策的谨慎性和独立性远比讲究国际金融监管的一般技巧和琐碎的监管操作规程来的重要。

　　2010年银监会为客观上做了两件主要的事，一是配合流动性的过渡宽松，通过严格金融监管实现货币的紧缩。二是“引领”国际监管，陈道富如是总结。

　　他认为，某种程度上可以说，2010年通过严格金融监管而实现的货币紧缩效果超过了一般的货币回收。不论是银监会的“三个规定一个办法”，管理贷款资金流向，还是存贷比管理、资本充足率和拨备率的要求，甚至表外业务表内化等，都引起了市场的波动，事实上产生了紧缩性效果。

　　出于对2009年天量信贷投放可能隐藏的风险担忧，特别是对地方融资平台以及房地产贷款可能存在的风险，不断加强风险管理，提高资本充足率，以及对超额拨备率、流动性比率等指标的要求。这有一定的合理性，陈道富表示。但他同时指出需要注意两方面的问题。

　　一是需要区分制度性要求和临时性要求。我国需要不断严格对银行的风险管理，也有必要进一步提高资本充足率和流动性比率等一系列指标，但需要从我国仍处于发展中国家，仍是以间接融资为主的国情出发确定。地方融资平台和房地产领域确实存在较大风险，需要额外的风险管理和防范措施，但不能为防范某一类不良资产的反弹而在制度层面不断提高监管要求。

　　二是需要警惕资本管理的不足。一方面银行的信贷扩张冲动强烈，不断消耗资本，另一方面又通过股票市场，甚至是金融体系自身不断满足银行的再融资需求。需要真正从银行资产质量方面加强管理。银监会通过薪酬等管理，不断优化银行的激励约束机制，这些措施将有利于更全面的管理金融体系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