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源： |
第一财经日报 |
发布时间： |
2011年01月17日 08:28 |
作者： |
许钊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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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王勇教授向《第一财经日报》表示，中美经济关系仍是双边关系“压舱石”，中国在东亚经济一体化中应把美国当做合作伙伴而不是排斥美国，双边经济再平衡则需要双方扩大开放而非采取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
双边经济关系仍是“压舱石”
第一财经日报：请介绍一下目前中美之间的经济合作机制。
王勇：可以说目前中美的经济合作机制形成了一个网络，涉及经济关系的方方面面。除了地方政府之间的合作之外，在中央政府层面，从低到高，双方有几十个部级副部级的功能性的机构，在此之上有战略经济对话、高级对话、中美商贸联委会（JCCT）三个副总理级层次的机制。
在奥巴马总统上台以后，我们把战略经济对话和高级对话合二为一，称为战略与经济对话，在此基础之上最主要是两国首脑间的沟通，包括定期不定期的首脑会晤、热线磋商等等。
日报：中美之间在经济方面最主要的相互关切是什么？
王勇：中美双方经济的相互依存性使得双方都高度关注对方宏观经济的稳定性。
具体来说，中国的主要关切有三个方面。首先是美国宏观经济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特别是美元汇率的走向；第二是中国在美资产的安全，这其中主要是中国购买的美国国债的安全；第三是美国市场的开放性，包括美国对中国增加对美投资的开放，以及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问题。
而美国对中国的经济关切也可以概括为三点。一是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包括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问题、人民币汇率及其形成机制改革走向的问题；第二个是中美贸易平衡的问题；第三是美国在华投资企业所关注的市场开放以及对外商直接投资政策的调整问题，包括中国自主创新的政策、政府采购、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政策。
通过2010年12月结束的第21次JCCT年会，两国在这些共同关注的领域达成了一些协议，双方对结果都比较满意，这也在经济方面为这次胡主席访美创造了一个良好的氛围。
日报：你认为目前中美在经济方面到底是竞争者还是合作者？
王勇：我认为这个问题更准确的表述应该是，中美经济关系到底是竞争性更强还是合作性更强。从中美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和发展阶段来说，双方之间更多的是互补性、合作性更强。而且这样一个趋势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都会存在，都会继续推动中美关系朝向更健康的方向发展。
中美关系几乎在所有领域中都不是零和游戏，通过营造合作的氛围，改善双方之间的战略不信任关系，培养双方之间的互信，这样中美关系才有可能恢复到过去的那种以合作来促进合作的良性循环的轨道上去。
我认为，中美经济关系对整个中美关系所起到的“压舱石”作用没有改变。现在有些人认为经贸关系也是导致不稳定的因素，因此对“压舱石”这种说法产生了怀疑。但我认为它的稳定关系的功能仍会继续存在，这种关系的破裂对双方来说代价都是非常高的。
东亚经济一体化不必排斥美国
日报：你如何看待目前美国在东亚一体化中所扮演的角色？
王勇：东亚经济一体化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涉及到战略和安全问题。
美国作为冷战以后唯一的超级大国，它的政策倾向是在全球所有重要地区都占有支配性地位。在这种大的前提之下，它不希望在东亚地区形成一个没有美国参与的、没有美国主导的地区性合作机制。从20世纪90年代初马来西亚所提出的“东亚经济集团”遭到美国的坚决反对，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日本试探性地提出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美国也坚决打压，再到最近两年日本提出的“东亚共同体”的构想，美国非常担心这种合作对美国利益造成损害。
从地区一体化的角度来看，美国现在更希望的是一个更大范围的合作形式来取代东亚区域的合作，所以美国提出了“跨太平洋伙伴计划”（TPP）计划作为奥巴马政府“重返亚洲”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积极和日本及东盟国家展开磋商。
日报：也就是说它希望把自己变成东亚整合的领导？
王勇：对的。把美国变成一个主要的推动力，来构建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地区合作机制，美国和有关的国家来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等深化合作的协议，这样一方面可以保证这些地区继续向美国产品敞开大门，同时保证这些国家仍然处于美国的影响之下。
日报：你如何看待目前东亚经济整合中出现排斥美国的现象？
王勇：首先我们对这种合作本身不应该过分解读，本地区国家有共同发展的需要，就有必要成立这样一个机构，不见得带有更多和美国竞争的意味，而更多出于内在动力。
在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全球政治经济中，美国过去在很多问题上支配性的地位已经大不如前，很多事情可以不需要它插手。当前世界的发展趋势是，很多地区的发展不见得一定要和美国有关系，也不见得一定要受到美国的影响，因为它有本地区的需求，只要相关的国家有兴趣就可以开展起来，对此美国应调整心态。
另一方面，对这些合作机制和相关机构来说，应该对美国资本进行开放，而不是排斥美国，如果美国愿意做出贡献，应该鼓励它发挥积极的建设性作用。这样我们就可以把一些人描绘的中美之间可能的一些竞争关系化为一种合作的关系。
必须要警惕的是，目前有一种习惯于以零和游戏的心态来看待中美双方的问题的趋势，这使我们寸步难行。多边主义和地区一体化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趋势，不能把所有亚洲地区的合作都看作中国和美国之间的竞争，这是绝对错误的观念。
中国需要更有力的“国际财经外交”
日报：你认为中国应该如何妥善地处理中美关系中的人民币汇率问题？
王勇：这是一个非常复杂但值得探讨的问题。
首先要采取务实的态度。中国方面不应该简单化，情绪化，特别是以阴谋论的视角来看待美国和其他的国家在人民币问题上的一些看法。中国经济今天已经成长到对世界经济和地区经济有举足轻重作用的程度，但我们定位的变化和我们的意识还是有一些差距，我们还没有认识到我们的分量要求我们承担相应的责任。
同时也要认识到，人民币汇率的改革不仅影响中美的经贸关系，也影响到中国未来的宏观经济发展。现在多数的经济学家都认为人民币进行适度升值，更好地反映市场的价值符合中国的长远利益。
在目前通胀问题突出的情况下，调整人民币汇率，扩大进口，通过进口来平抑物价，这对于我们整体经济的平衡发展是有利的。同时，人民币汇率的继续改革对于扩大人民币作为国际货币，特别是国际储备货币的作用是非常大的。
日报：目前我们很担心人民币升值导致中国出口的大幅下降，我们应如何回应这种关切？
王勇：是的，很多人担心人民币升值使中国出口商的利润空间受到挤压，进而造成工厂的倒闭和工人的失业。但我个人认为，这种损失可能和我们具体的衡量方法、计算方法有关系。如果仅就出口商和失业工人而言，损失确实是存在的。但是就整个国家经济转型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而言，我们非常需要更多地借鉴国际经验，在人民币汇率的形成、资本管制方面迈出更大的步伐。通过吸引更多的投资，同时更多进口，促进经济体制创新走得更快更远。
日报：目前大家都很关注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QE2）造成的中国“输入性通胀”，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王勇：类似QE2的做法不仅美国在做，欧盟、英国、日本包括我们自己都在做，其目的无非就是通过扩大市场的货币供应量来降低融资成本，从而扩大投资，人为刺激经济发展。
由于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地位，我们特别关注美国的QE2主要出于两点原因。首先美国在实行这个政策的时候没有和主要受影响国进行商讨，特别没有和G20成员进行商讨，带有非常强烈的单边主义性质；第二，具体影响来说，美国发行的货币在国际经济循环中最终要变成其他国家国内流通的货币，增加了其他国家的压力，即我们所说的“输入性通胀”。
从全球经济来看，我们处于全球经济的一个新阶段，最近几年全球性通货膨胀水平都非常厉害，虽然美国多年以来的货币超发导致了这个结果，但不得不说现在主要国家都过于依赖发行货币的手段来刺激经济。这个不是中国一家的问题，而是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全球性问题。
虽然不可能指望把“输入性通货膨胀”在一夜之间解决，但我们目前已经采取了一些在短期之内有效的措施，未来的一揽子解决方案可能会包括汇率的变化、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
日报：你认为中国应该如何应对美国货币超发等类型的不负责任的政策？
王勇：这涉及到我们能否有效地开展“国际财经外交”的问题。比如我们可以在G20等国际机制中将受到美国政策负面影响的国家联合起来，向美国施加压力，让它政策更负责任。我们也可以动员和我们的利益、政策目标相似的一些国家来向美国施加压力，比如欧盟甚至东南亚的一些国家，都是美元外汇储备很多的国家，都可以展开合作。
很遗憾的是目前这一步我们仍没有看到，相反被美国人所利用。要想做到这一点，就要意识到我们自身在全球经济中的重要角色和更重大的责任，这使我们更有基础用更加开放的姿态去开展有效的“国际财经外交”。
双边经济再平衡需要开放和协同
日报：面对经济危机的冲击，目前中美两国都在着力进行经济调整，你如何看待两国经济调整中的协调问题？
王勇：两国的经济调整也不是轻而易举能够实现的，都受到当前经济状况和已经形成的产业结构的影响，调整代价对整个社会来说分布是不均匀的，受到损害的产业必然向政府施加压力，造成调整成本上升，这样的经济调整的政治经济现象在所有国家都是相似的，不会一帆风顺。
就调整的方向来说，中国需要一个内需驱动的经济增长方式，要减少对于国际市场的依赖，这样做需要逐步实现产业产品结构的升级，增加产品技术含量，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提高产品本地增值份额，从而改变依靠廉价劳动力和在国际价值链上处于低端水平的状态。而美国需要减少对进口产品的依赖，更多地储蓄以减少对外国融资手段的依赖，同时也需要更多地生产更多地出口，目前美国提出要振兴美国制造业，培养自己的战略新兴产业就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
由于中美之间贸易和投资的紧密联系，调整必然对对方产生重大影响，但目前的态势可以说是两国从两头向中间进行调整。我们过多依赖海外市场，美国过多依赖海外产品，这种调整有利于双方增加两国经济结构的相似性，解决经济不平衡问题。
日报：目前的调整中有什么突出的问题，你觉得这些问题应该如何解决？
王勇：目前调整的过程中确实存在一些矛盾，最根本的就是美国试图通过扩大本地生产和出口，同时减少对中国的进口来改善贸易平衡问题。比如在跨国投资方面，美国希望把更多资本留在美国本土来振兴制造业，而中国希望继续吸收美国的来华投资，特别是大型跨国公司的高质量投资，这使得两国利益发生了冲突。
但合作的办法是可以找到的。目前看来，首先是双方要尽早缔结双边投资协议。这个议程在2008年布什政府后期已经启动，但目前仍未达成。协议的要点是双方的投资要更加开放，尤其是美国对中国的投资要更加开放，这样才能弥补美国的流出资本，从而促进美国经济的繁荣。目前美国很多地方政府对中国的投资很欢迎，但是由于认为中国的投资可能导致美国先进技术的流失，这些努力遭遇了所谓“国家安全”的瓶颈。
第二，我觉得可以就签订《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进行可行性研究。中美经济互补性很强，而且现在双方关税都很低了，缔结协定是完全可行的，虽然双方都有一些产业会受到影响，但这对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向更积极的方向发展是很有意义的。
第三是我们应该抓住WTO的新机遇期为“多哈回合”谈判早日结束做出建设性努力。在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我们拥有比其他国家更多的谈判能力，我们应该充分利用这种优势。今年新的WTO部长会议又要召开了，美欧日中这四家需要进一步协调立场，中国在关税减让和市场开放方面的积极姿态有助于更好地协调和美国的关系。总之，面对“多哈回合”的临门一脚，中国应该采取主动来真正地起到大国应有的作用，为维护开放的世界贸易体系做出应有的努力。
切实的行动和积极的姿态有助于改善我们在2010年对外关系当中出现的被动局面，战略互信不是一朝一夕能够改变的，我们现在最切实的是打好手里的经济牌，创造合作的平台。
日报：布热津斯基最近发表文章把胡锦涛本次访美堪比30年前邓小平访美，你对此如何看？
王勇：布热津斯基作为一个战略家，亲身经历了邓小平1979年1月份的访美，但今天和当时战略环境已经大不相同。当时中美有一个共同应对前苏联的安全威胁的基础，在此之上中美结成了一个半结盟的关系，现在国际战略环境发生了变化，我们没有了共同的敌人和竞争对手。
但鉴于美国对中国政策的调整还没有最后定调，这次访问就显得非常重要。就中国而言，我们必须要以开放、积极的心态来塑造双方的战略互信。而过去三十年的经验也告诉我们，开放的姿态是中国取得成功的关键。我非常相信一句话，中国要改变世界，首先要改变自己。中国改变世界最有利、最可行的方式必然是通过改变自己来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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