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源： |
第一财经日报 |
发布时间： |
2010年12月16日 08:53 |
作者： |
沈易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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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FE（英文“安全”），对于任职国家外汇管理局（State Administration of Foreign Exchange，SAFE，下称“外汇局”）局长一年多的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而言，其含义远远不局限于外汇管理领域。
在过去的一年中，中国重新启动了自2005年以来的汇率改革；在过去的一年中，由于世界经济复苏的不平衡，美国再次将矛头指向人民币升值问题，而不少国家也出手干预外汇市场，国际“汇率战”一触即发。
这无疑是复杂的一年，但无疑也是给予了中国危机后国际金融体系重塑重要机会的一年。而易纲，这位外汇制度的重要决策参与者，带领中国团队在国际舞台上发出强有力的“中国声音”。
从1997年离开参与创办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出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从货币政策司司长，到2007年升任央行副行长主管货币政策，易纲广受称道的是他深厚的学术功底，而这使他赢得了“学者型官员”的称号。
“继续推进渐进汇率改革”
汇率改革的重新启动无疑是2010年货币政策的重要一笔，自此，中国结束了自2008年下半年以来事实上实行的盯住美元的汇率政策，重新回归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的改革方向。
汇改重启后，人民币汇率弹性有所增大。而易纲则始终强调，汇率改革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从目前的市场和汇率规律上看，完全可以保持人民币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从目前贸易顺差在逐步收敛和市场上外汇供求的情况来看，基本可以得出‘人民币汇率是在合理均衡的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的前提下，来渐进式进行改革’这一结论。此外，人民币汇改和机制灵活性的增加，也有利于发挥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和抑制通货膨胀。”易纲坦言。
在他看来，中国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前的最好选择。而汇率改革的最终目标，就是使人民币成为可兑换货币。
“一个比较发达的国家，或者一个比较成熟的新兴市场国家，它最终应当选择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资本自由流动，而它所不能坚持的，便是固定汇率。”
随着汇率改革的启动，中国一系列外汇领域的配套措施不断出台，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出口收付汇核销制度改革、稳步推进资本账户开放都在向纵深发展。在国际货币体系亟须改革的当下，人民币被寄予越来越多的希望。
但易纲对此有自己独特的理解。他认为，一种货币成为储备货币，首先是凭借所在国家或国家联盟的经济实力；其次是其文化凝聚力和感召力，核心价值观能否被广大国家和地区所接受；第三，还需要政治和军事的实力。
“需要思考‘谁是敌人’这个问题”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深入，各国金融市场和宏观政策的联动性也越来越强。在这种情况下，一国的汇率政策影响将不仅仅受制于本国的经济条件，同时也将不可避免地承受来自国际社会的压力。
自美联储8月放出重启量化宽松政策的风声以来，美元持续大幅贬值，世界其他主要货币对美元大幅升值，欧元、日元对美元升值幅度已超过10%。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开始联手欧盟向中国施压，要求人民币更大幅升值。
在出席今年10月的IMF和世界银行年会时，易纲指出，一方面，中国的劳动成本、环境成本目前正在进入上升通道，这些成本都将进入外贸商品的价格，汇率并非最主要的决定价格的因素；另一方面，尽管人民币目前升值幅度不大，但更应该看到的是，在危机后美元升值、很多国家货币纷纷贬值的情况下，中国并没有一起贬值，在1997~1998年亚洲经济危机期间，中国也选择了汇率稳定，因此，衡量汇率变动，时间段的选取和起点也很重要。
“中国虽然拥有比较大的贸易顺差，但考虑到中国大部分顺差来自加工贸易，而这些加工贸易的出口通常来自在中国的跨国企业，因此，需要仔细思考‘谁是敌人’这个问题。”易纲坦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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