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源： |
深圳商报 |
发布时间： |
2010年11月04日 10:06 |
作者： |
苏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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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 琦
今年前三季度中国经济增长率分别为１１．９％、１０．３％和９．６％，符合人们年前作出的今年经济走势会呈前高后低之势的预测。但除了这个当期曲线外，眼下人们更关注的是中国经济的长期走势：高增长时代会一去不复返吗？
讨论长期问题，应主要着眼于结构性因素。先来看推动中国经济此前一段时期高速增长的两个关键因素——高出口和高投资。考虑到全球复苏步伐的乏力，甚至有二次探底的风险，外部环境的中长期持续低迷应该是可预料的，类似２００２年到２００７年那样的出口“黄金五年”可能荣景难再。
高投资方面，除了类似４万亿这样的大手笔难以一而再、再而三地启用外，亦面临其他结构性因素的制约。首先从中央和地方两个投资主体来看，中央的财力尚可保证在一段时间内维持数千亿规模的投资，但地方的财力囿于两个财源的“枯竭”已呈乏力之势：随着房地产市场整顿力度的不断加码，土地出让金这一块的收入已大不如以前；随着地方融资平台的清理整顿，从银行“圈钱”的方便程度亦大大折扣。
清理整顿地方融资平台涉及制约投资的第二个问题，即货币投放紧与松的问题。清理整顿地方融资平台折射出管理层对银行资产负债恶化的担忧，这种考量无疑会影响到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来自银行体系的货币投放的规模。
实际上，考虑到通胀压力的日趋显性化，要求实施稳健的（实际上稍偏紧的）货币政策正成为近期经济学界的主流声音。眼下从棉花到食用油等系列物品涨价所引发的通胀预期正在走高，而从今年货币投放量看来也铁定会超过预期目标，这两个信息的叠加效应无疑会强化这一主流声音。
而从一个更为中长期的结构性因素即人口因素来看，高投入的模式也难以为继。高投入来自高储蓄，而随着中国社会老龄化程度的渐次加深，储蓄率的下降也是可以预料的。
如今回过头来看，过去几年曾经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高增长，低通胀”显非一种常态。一般而言，由于经济上行阶段人们整体投资意欲的高企，投资也即货币投放总是超前于实际需求，也因此高增长必然伴随高通胀。
中国“特殊性”的原因中不乏若干扭曲性因素的叠加效应：包括各种资源品在内的要素价格的人为压低，对刘易斯拐点缺乏认知导致的人力成本长期被低估，高出口加强制结售汇带来的居民购买力被“冻结”，收入分配不均加社保、医保体系不健全导致的预防性储蓄等等。
凡扭曲之态必然不可持久，越迁延时日，待扭曲无法持续时，往往导致矫枉过正型修复，从“高增长，低通胀”一变而为“低增长，高通胀”也不是没有可能。
从这个意义上讲，顺势而为理顺经济运行中的扭曲性环节，主动“加大”高增长的成本，乃至容忍一定程度上的温和增长，不失为可行的政策选项。
（作者系北京资深财经媒体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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