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源： |
第一财经日报 |
发布时间： |
2010年11月02日 09:10 |
作者： |
杨小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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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开放30年，要找问题和失误，当然很多，也很容易。从失误中总结教训，避免重蹈覆辙，为重新出发积累经验，确实很重要。
但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肯定有其秘诀，如果能从做对的事情中总结经验，发现奥秘，并提炼出可推广和复制的理论认识，即使以后走了回头路，也可以回到走对的道路上来。
那么，中国持续高速增长的奥秘是什么呢？围绕“中国之谜”，各路学派，人人试解之，答案也异彩纷呈。张五常认为，是县域之间的竞争，促成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林毅夫认为，中国的后发优势和廉价资源禀赋，使得中国奇迹得以实现；史学家吴思则认为，是因为改革开放给了人民创造财富的自由，所以创造了人间奇迹……
北大教授周其仁先生对上述问题也有自己的思考，通过《中国做对了什么》一书给出了不同的解释。
尽管此书只是周其仁先生在不同场合的演讲、访谈及会议发言的集合，还包括在一些报刊上的专栏文章，但通读全书，我们还是能梳理出周先生一以贯之的思想脉络，即30年中国改革开放史，其实就是一部产权改革史，但也是一部未完成的产权改革史。
周先生认为，不管是发端于农村的包产到户，还是引进外资，还是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还是市场经济的推进，前提都是进行了产权界定，明确了责任和义务的关系，降低了交易和制度成本，中国奇迹才得以实现。
在周先生看来，产权是在竞争环境里对谋取自我利益的个人实施的一套制度性约束，而不同的产权约束对一个经济的整体交易费用水平有重要的影响。
纵向梳理，这样的产权界定，可以解释中国发生的很多现象，同时也能为现在正在进行的城乡统筹、土地制度改革等提供经验借鉴。在四川、重庆等地正在实践的综合配套改革，也被周先生纳入了调查研究范围，他开出的药方，是中国正在进行的另一次产权改革。
这个结论的得出，并非从理论到理论的推演，而是来源于周其仁先生长期对劳动人民生活的观察、亲身参与和调查研究的结果。
40多年前，18岁的周其仁，远离父母，来到黑龙江，开始了他长达10年的上山下乡生活。和许多当年好学善思的老三届学生一样，周先生也满脑子装着挥之不去的问题。比如，在黑龙江完达山猎场，会自制“肥皂”和猎枪子弹的能干师父，为何比起远在上海、只懂一点专业知识的父母穷多了？同样的生产条件，为何农民自己的自留地就是比生产队的土地产出高？……
这些问题，年轻的周其仁得不到现成的答案。
1977年恢复高考，一纸录取通知书，周其仁从深山老林来到北京，一个断失知识营养多年的老青年重新焕发了求知欲望，当年满脑子的疑惑，也逐渐得到解释。
多年的底层生活，决定了周其仁这辈学者，不容易被书本知识和理论束缚，而是喜欢贴着中国地面行走。即使是在北京读书期间，他也不断地行走在乡村田野和学校之间，对中国大地上正在进行的变革，进行了深入调查。
从农村到学校，又从学校回到农村，后来出国留学，再回到中国，这些经历让周先生对中国有着深入骨子的了解。他的见解直白而深刻，比如，“什么是改革？改革就是把能解决问题的办法合法化”；“所谓市场经济，就是法律正式承认私产，特别是私产的转让权利的制度”；“货币似蜜，最后还是水”……
2010年3月，周其仁正式出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周其仁一直认为，“松货币供给、紧价格干预”的政策组合，不是一个好的组合。应该考虑“釜底抽薪紧货币、松动价格促生产”。通胀持续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鼓励生产、增加生产，拿更多的商品和服务来对付市场上已经偏多的货币。
紧贴中国地面、民生为本、不被书本知识束缚又具备国际视野，或许就是类似周其仁这样的学者值得尊敬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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