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源： |
《中国经济》杂志 |
发布时间： |
2010年10月12日 14:59 |
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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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升值会对税收产生什么影响？“会促进税收增长”。这是国内的一些专家学者给出的答案。他们的依据是，人民币升值会提升出口产品的成本同时也会降低进口产品的成本，与此相对应的也就是出口的缩减和进口的增加，其结果自然是出口退税的下降和进口税收的增长，于是税收想不增长都难。人民币升值对税收影响背后的逻辑真的这么简单吗？对于这一问题，本文提出一些另外的观点。
第一，人民币升值是否就必然导致出口减少和进口增加？答案似乎可以通过二ΟΟ五年人民币汇率改革前后我国进出口贸易量的增减变化得到。从表一，我们可以看出，在二ΟΟ五年七月人民币汇率改革之前，即二ΟΟ一年至二ΟΟ四年间人民币对美元折算率固定不变的情况下，我国的出口与进口均呈现出加速增长的态势，且出口与进口的增速也较为平衡，而这一时间的进出口差额虽然保持增长，但增速却极不稳定，起伏很大，甚至出现了增速负增长的现象。人民币汇率改革之后，即二ΟΟ六年至二ΟΟ九年间人民币对美元折算率逐步提高的形势下，我国的出口与进口的增速虽有回落，但都分别保持了约25%和20%的年增长幅度，仅仅是在二ΟΟ九年由于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才分别出现了负增长-16%和-11.2%，而进出口差额则反而出现了爆发式的增长，但增速也快速回落,由二ΟΟ五年的217.4%急剧下跌至二ΟΟ八年的12.7%，二ΟΟ九年更是降至-34.2%。但从总体来看，出口与进口之间的增速平衡并没有被打破，仍呈现出同增减共进退的局面，也就是说，自人民币汇率改革以来，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由二ΟΟ五年七月的1︰8.2765逐渐调整到二ΟΟ九年末的16.8282，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累计升值了21.21%，而我国的出口总量也从二ΟΟ五年的7620亿美元增长到二ΟΟ九年的12016.6亿美元，增幅累计达到了57.70%；进口总量则从二ΟΟ五年的6601.2亿美元增长到二ΟΟ九年的10056亿美元，增幅累计达到了52.34%；并没有出现一些专家学者所预言的出口“应声而落”和进口“水涨船高”的结果。
究其原因，可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我国外贸出口本身所固有的特征抵消了人民币升值的冲击。首先，在我国近十年的出口贸易中，加工贸易一直占有“半壁江山”，即便是二ΟΟ五年人民币汇率改革之后，加工贸易所占的比重也仅仅是从二ΟΟ五年的55%，略有下降至二ΟΟ九年的49%。人民币升值并没有改变加工贸易在我国对外贸易中的主导地位。加工贸易包括进料加工贸易和来料加工贸易两种。所谓进料加工贸易是指从国外进口原料、零部件，加工成产品再出口的一种贸易方式。由于这种贸易方式可解决国内原料不足，零部件不符合国外要求等问题，能增强出口创汇能力，因而进口原材料时国家给予免税鼓励。而来料加工贸易是指外商提供原材料、零部件，由我国内企业加工成产品再出口交由外商销售，只收取加工费的一种贸易方式。其特点是不需要占用外汇购买原材料，不用找销路，只凭加工创汇。很显然,加工贸易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两头在外”，即出口产品的原材料、零配件采购与出口产品的销售均在国外的国际市场上，因此人民币升值对加工贸易的出口冲击较小。其次，就我国的出口目的地而言，对欧盟、美国和日本的出口在近十年中一直约占我国出口总量的近一半。而这三个国家和地区的共同特征是“三高”，即社会民众的收入水平高、福利水平高以及消费水平高。由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于价廉物美的中国出口产品的价格波动相对较为麻痹，因此人民币汇率调整以后，我国出口到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商品量并没有因人民币的升值而相应的减少，而是继续保持了平稳的态势。对欧盟、美国和日本的出口总计占我国出口总量的比重从二ΟΟ五年的51%（19+21+11%），下调至二ΟΟ九年的46%（20%+18%+8%），这也就是说，人民币缓慢的升值还不足以影响到这些国家和地区对中国出口产品的消费量。再次，我国的出口产品结构始终以非高新技术产品为主。通过对近十年的出口产品结构进行研究可以发现，尽管高新技术产品在我国出口产品总量中的比重有所上升，从二ΟΟ一年的18%上升至二ΟΟ九年的31%，但依然没有超过三分之一而居于次要地位，而且人民币汇率改革之后，高新技术产品在我国出口产品总量中所占比重的增速还有所放缓，由二ΟΟ一年至二ΟΟ五年的61%下降至二ΟΟ五年至二ΟΟ九年的6.90%。这也就意味着，在我国出口产品的总量中，非高新技术产品还相应地高达三分之二。这些所谓的非高新技术产品大都是劳动密集型产品，也以生活必需品居多，例如一直在我国出口商品排行榜上居于前列的服装、纺织品、鞋类和家具等产品。这些出口产品虽然科技含量不高，但市场需求刚性却很强，需求价格弹性较小或称为缺乏弹性。需求价格弹性是指一种产品市场价格的相对变动所引起的需求量的相对变动，即需求量的变动对价格的变动的敏感性程度，也就是产品的需求量的变化率与价格的变化率之比。这也就是说，人民币升值所导致的出口产品价格变动只会引起出口产品需求量以较小的程度发生变动(与价格变动的幅度比较而言)。所以说，人民币升值所产生的冲击在很大程度上被我国出口贸易本身所固有的特征所抵消，并没有导致出口总额的减少或出口规模的缩小。
通过对比人民币汇率改革前后时期的我国主要进口贸易方式，可以发现人民币升值并没有大幅度改变我国主要进口贸易方式的结构，即一般贸易所占比重在人民币汇率改革前呈下降态势，从二ΟΟ一年的47%下降至二ΟΟ五年的42%；而在人民币升值后则现上涨趋势，从二ΟΟ五年的42%上升至二ΟΟ九年的53%，一般贸易总体约占进口贸易总规模的四至五成左右；而加工贸易所占比重则成相反态势，即人民币汇率改革前呈上升态势，从二ΟΟ一年的39%上升至二ΟΟ五年的42%；而在人民币升值后则显下降趋势，从二ΟΟ五年的42%下降至二ΟΟ九年的32%，加工贸易总体约占进口贸易总规模的三至四成左右。由于加工贸易具有“两头在外”的特点，所以加工贸易的进口量是受加工贸易的出口量限制或制约的，受人民币升值的影响较小，因此加工贸易进口规模的总体变化幅度不大。其次，在我国的进口商品中，原材料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在二ΟΟ一年至二ΟΟ九年的九年时间里，原油、铁矿砂及其精矿（简称铁矿砂）、初级形状的塑料（简称塑料）、未锻造的铜及铜材（简称铜材）和钢材几乎一直名列进口总量的前五位。通过分析发现，这些原材料的进口量波动很大，并没有在人民币升值后呈现出单边上扬的态势，究其原因，是因为这些进口的原材料主要是用于国内的经济建设和社会消费，因而其进口规模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国内的投资和消费的增长速度决定的，而人民币升值对其进口规模的影响则相对较弱。再次，我国进口的这些原材料，在国际市场上属于大宗商品。虽然我国的进口消费量很大，但并没有掌握这些商品的定价权，也就是说，我国在国际大宗商品市场上只是被动的价格接受者，而没有成为主动的价格制定者。而在我国人民币汇率改革之后，国际市场上的大宗商品价格大幅度攀升，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抵消或削弱了人民币升值所产生的进口产品成本降低的效应。可以说，人民币升值对我国进口贸易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被我国进口贸易的产品结构特征所限制或削弱。
第二，人民币升值果真会导致出口退税的减少和进口税收的增加吗？二ΟΟ五年人民币汇率改革前后我国出口退税和进口税收的增减变化为我们提供了答案。
我们通过对出口退税和进口税收相关数据的分析，不难发现以下几点特征:其一,出口退税在人民币汇率改革之前,呈现出剧烈波动。这种巨幅震荡不仅表现在出口退税总额上，而且也在出口货物退增值税、免抵调减增值税和出口消费品退消费税上都显现了出来。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政府在二ΟΟ三年对出口退税机制进行了改革，主要包括五个方面。1.对出口退税率进行了结构性调整，适当降低了出口退税率。调整后的出口退税率为17%、13%、11%、8%和5%五档，自二ΟΟ四年一月一号起实行。按照先行出口结构，平均降低了三个百分点左右。2.加大了中央财政对出口退税的支持力度。从二ΟΟ三年起，中央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收入增量主要用于出口退税。3.建立起中央和地方财政共同负担机制，从二ΟΟ四年起，以二ΟΟ三年出口退税实退指标为基数，对超基数部分的应退税额，中央与地方按75：25的比例分别退付。4.结合出口退税机制改革推进外贸体制改革，进一步优化出口产品结构，提高出口的整体效益。5.累积欠退税由中央财政负担。其中，对欠企业的出口退税款，中央财政从二ΟΟ四年起开始采取全额贴息等办法予以解决。其二，进口税收在二ΟΟ五年人民币汇率改革之前，也呈现巨幅波动。这一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是受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因素的影响。因为我国在加入世贸组织时做出了几个方面的承诺，即到二ΟΟ五年，我国政府将15%的平均关税水平降低到10%；全部取消400种商品的进口配额；取消对美国七个州的TCK小麦出口我国的禁令并放开美国六千余家肉类加工厂对我国的出口等。这就使得一些国外的相关产品在短时期内大量出口到我国,造成我国进口总额及其相关联的进口税收剧烈波动。其三，出口退税在人民币开始升值后，绝对值虽仍然保持增长，但增幅已呈减弱趋势，显现为凹曲线形式。其中，二ΟΟ六年的增速（27%）只有二ΟΟ五年的增速（54%）的一半，而二ΟΟ八年又再次上演了这一幕，当年的增速（11%）只相当于二ΟΟ七年增速（23%）的一半，直到二ΟΟ九年因金融危机的冲击，我国人民币升值暂停，出口退税的增幅才又呈现出报复性反弹，出现了51%的增长。出口退税总额的波动基本上反映了出口货物退增值税和免抵调减增值税的增减态势。但在人民币汇率改革之后，出口消费品退消费税却一直保持稳定，几乎没有出现任何波动。至于进口税收的增幅在同一时期也保持波动的态势，但波动的幅度明显减小且显现的是凸曲线形式，由二ΟΟ五年的14%上升至二ΟΟ七年的24%，尔后又下跌至二ΟΟ八年的20%，同样是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进口税收的增幅在二ΟΟ九年急剧缩小至5%。进口税收总额的波动基本上体现了进口货物增值税的增减变化趋势，而进口消费品消费税则是在人民币汇率改革初期二ΟΟ六年出现“井喷”，增长了104%，其后的增速则有回落，但在二ΟΟ七年至二ΟΟ九年间增速却相对稳定，基本上在60%多。应当说，出口退税与进口税收，无论是在人民币升值之前还是升值之后，其二者的增速始终没有保持平衡状态，仅仅是在人民币升值之后，二者的波动幅度都相对减弱。至于税收总收入的增速，在人民币汇率改革前后，都一直保持约20%左右的增长，虽有波动，但波幅相对较小，呈现出前凹后凸的态势，由二ΟΟ一年的20%上涨到二ΟΟ四年的26%，再下降到二ΟΟ五年的20%，然后再上升至二ΟΟ七年的31%，并下跌至二ΟΟ八年的17%，二ΟΟ九年受金融危机的打击，更是大幅度降低到了3%，并没有出现因受人民币升值的影响而呈现单边上涨的现象。
第三，人民币升值与税收的相关性究竟如何？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回到前面国内专家学者的逻辑推理上，从人民币升值与进出口贸易、出口退税和进口税收的关联性上寻找答案。为此,我们尝试着将二ΟΟ一年至二ΟΟ九年间人民币升值幅度的变化、进出口贸易增速的变化、出口退税增速的变化、进口税收增速的变化和税收总收入增速的变化都集中反映在同一图表里，以便从中探寻人民币升值与进出口贸易、出口退税、进口税收以及税收总收入之间的相关性。
我们可以分析看出,在人民币二ΟΟ五年升值之后,出口增速出现下降,但在二ΟΟ九年,人民币停止升值时,出口增速并没有停止下降，反而呈现加速急剧下跌,甚至出现负增长;进口增速基本保持平稳,并未出现大幅上扬，但在二ΟΟ九年人民币停止升值时，却与进口增速保持同步，急剧下跌进而也出现了负增长；出口退税的增速并没有反映出与出口增速之间的较强的关联性，而是呈现出较独立的剧烈波动，相比较而言，进口税收的增速则表现出与进口增速之间的较强的关联性，二者的波动趋势和波动节奏基本趋于一致，至于税收总收入的增速无论是在人民币汇率改革之前还是之后，都一直保持着相对独立的运行趋势，并没有受到人民币升值明显干扰的迹象。于是，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人民币升值与出口增速并没有呈现出明显的负相关性；与进口增速也没有呈现出明显的正相关性，而出口退税增速与出口增速的相关性则相对较弱；进口税收增速与进口增速的相关性则相对较强，呈现出一定的正相关性，至于人民币升值与税收总收入增速之间则表现为非显性的弱相关。
综上所述，人民币升值对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是有限度的，而进口税收、出口退税与我国进出口贸易之间的相关性是错综复杂的，并非是简单的一一对应的关系。与人民币升值的影响相比较而言，我国的进口税收和出口退税在更大程度上是受政府的进出口税收政策干预和制约的，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人民币升值就会促进税收的增长。事实告诉我们，我国税收的增长基本上是建立在国内经济发展基础之上的，人民币升值对其影响相对较小且产生的正负效应既不明确也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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