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关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一个重大问题。在我国经济发展格局中，北京、天津、河北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京津冀一体化也因此一直为社会各方所关注。在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过程中，破解京津冀一体化遇到的难题，深化三省份多层次、宽领域、全方位的合作，将有效推动全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更上层楼。

　　现在看来，对京津冀而言，充分利用区位优势和创新资源禀赋，切实解决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科技问题，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为导向，下大气力优化产业布局和结构，加快构建一体化的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区域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保障，充分发挥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加大对农村、欠发达地区和特殊困难地区的政策支持和帮扶力度，愈发成为京津冀都市圈实现科学发展、增强动力和活力的重要内容。

　　本期视点，我们走进京津冀，并与众多专家学者一起，倾听他们的苦恼，展看他们的前路，盘点他们的动力。

　　2004年的“廊坊共识”，本来被认为是铺就了京津冀一体化的深度合作之路。但转眼6年过去了，京津冀一体化并未取得突破性的实质进展。

　　有消息透露，《京津冀都市圈区域规划》目前已上报国务院。从2005年国家正式启动京津冀规划编制工作至今，国家有关部门用了整个“十一五”时期来完成编制工作，这在历年来的区域规划中是极为少见的。“这恰恰说明了目前我国跨省级行政的区域合作难度之大。”国家“十一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向本报记者一语道破京津冀规划迟迟未能出台的“症结”所在。

　　实事求是地讲，在京津冀都市圈内，有北京、天津两个空间距离非常近的直辖市，有4个相互竞争的港口，还有一批位于张家口、承德、保定和沧州的贫困县，这些现实都造成了京津冀一体化今天的“困局”。

　　港口竞争

　　2009年，天津市公布了新修编的城市空间发展规划，提出“双城双港”的港口发展战略，无疑“加重”了天津与河北的港口竞争。

　　京津冀的4个港口――唐山港（包括京唐港区和曹妃甸港区)、秦皇岛港、黄骅港和天津港，在许多专家学者眼里，是“既没有分工，也没有合作”。

　　“现在天津正在加快南港区建设，扩大天津港口规模，加强散货运输。”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肖金成是一位研究京津冀问题的专家，他认为，天津此举并没有妥当统筹与河北港口的合作问题。

　　国务院2008年批准的《曹妃甸循环经济示范区产业发展总体规划》，就曾对曹妃甸港与天津港作过分工协作定位。曹妃甸港是一个深水良港，吃水深、航道宽，未来毫无疑问是我国能源、矿石等大宗原燃料的集疏港。天津港受航道、码头、港口成本和环保等因素影响，其进口原油等货物的增量将逐渐减少，对货物吞吐的品种进行结构性调整势在必行，未来应着眼于发展中转、配送、采购、转口等业务。

　　“如果天津港不运散货，散货主要放在曹妃甸和黄骅港，就能形成一个比较好的分工。如果集装箱、杂货、散货‘通吃’，则需要很多码头，港口的投资规模也将变得特别大。”肖金成对目前京津冀港口的竞争状态表示担忧，“从目前的趋势看，天津港要‘通吃’，黄骅港也在运输杂货，曹妃甸也要建设集装箱码头。”

　　不难预见，随着河北省经济重心向沿海转移，再加上前述几大港口建设的完成，未来这方面的竞争或将更加激烈。“希望国务院最终公布的京津冀规划能够对这几个港口进行合理分工。”肖金成表示。

　　“产业悬崖”

　　京津两地与河北的产业梯度落差很大，有学者将此称为“产业悬崖”，这使得本应在本区域内部配套的产业和产品，非得舍近求远，另寻出路，增加了产业配套成本。

　　天津市社科院副院长王立国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目前京津的重要产业都在南方完成配套，今后应当进一步完善京津冀的内部产业链。

　　天津滨海新区与京津冀产业联系和合作研究课题组近期发布研究报告，报告清晰地指出了落差过大的产业梯度所带来的后果。比如汽车制造业，北京和天津是我国重要的汽车生产基地，与汽车发展配套服务的零部件生产有很强的市场需求，但京津汽车产业发展所需的汽车零部件，有80%左右要由京津冀以外的地区供给，其中绝大部分来自长三角。又如手机生产，摩托罗拉（中国）电子有限公司总部在北京，生产基地在天津，而天津仅有两家企业为摩托罗拉生产电池芯及配套线路板，河北仅有一家企业为其生产液晶显示器，北京也只有一些零星生产的配套企业，摩托罗拉的相当一部分零部件来自于自我配套或来自珠三角、长三角等地区。

　　虽然紧靠京津，河北却没有表现出京津“米袋子”、“菜篮子”方面的应有作为，目前京津市场的许多蔬菜都来自山东寿光。

　　河北省社科院研究员石亚碧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天津滨海新区的建设需要吸纳大量的人才资金，但天津与河北之间竞争关系稍显多了一些，合作显得有些少。”

　　肖金成表示，现在京津冀之间主要问题不是产业转移，而是争相吸引。例如，现代、奔驰汽车落户北京，与天津形成了竞争。不但如此，三一重工北京制造中心也最终落户北京市昌平区。

　　另外，河北正在极力摆脱“傻大黑粗”的印象，也不会愿意承担“原材料重化工基地”这个角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已经写入了河北省政府的工作报告。作为传统制造业基地的天津，应该将一些零配件产业放到河北，“但是天津想‘通吃’”，肖金成坦言，“这样的话，就没河北什么事了。”

　　做好加减法

　　在京津冀都市圈内，如果说北京、廊坊、天津、滨海新区是一个轴，可以想象，未来这个轴上要聚集大量要素。而目前在这个轴上亟须要做的是，“北京瘦身，河北增肥”。

　　樊杰认为，如果仅仅是把北京的一些功能向昌平、通州这些区域扩散，其实等于北京城市依旧在“摊大饼”。如果昌平、通州不与北京建立紧密的联系，就无法吸引资金、人才等要素。而交通一旦紧密了，沿线房地产会第一时间涨起来。所以，北京有必要“痛下决心”，在周边寻找合适的区域作为产业功能扩散地，例如廊坊就比较合适。

　　“廊坊曾经错过了一些非常好的发展机遇”，肖金成指出，“上世纪80年代，许多企业进不了北京，那时，廊坊就是一个很好的‘落脚点’。现在，廊坊应该把握好眼下的机遇。”

　　“我们希望，最后出台的《京津冀都市圈区域规划》不要太抽象，而是能够解决现有的矛盾和问题。”肖金成表示。

　　授人鱼不如授人渔

　　――对环京津贫困带问题的深度思考

　　“京津的外迁外溢产业和企业，要重点向周边贫困地区转移，产业链条向贫困带内延伸，不断增加贫困地区农副产品附加值，吸纳贫困劳动力，稳定增加贫困人口收入，真正实现以‘输血’促‘造血’，以产业促致富。”

　　本报记者 李杨

　　延庆县位于北京西北部，北部与河北省张家口市的赤城县接壤。2008年，延庆县实现地区生产总值55.98亿元，赤城县为33亿元，不足延庆的60%；延庆县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9385元，而赤城县却只有2496元，不足延庆县的30%。类似的这种差距还大量存在于北京的远郊区县与周围的河北省有关地区。

　　2005年，亚洲开发银行和河北省政府联合发布了《河北省经济发展战略研究》，该研究关注了京津地区与周围贫困县的这种差距，并首次公开提出“环京津贫困带”这个概念。

　　2010年，由河北省社科院与张家口市扶贫办、张家口市政府研究室组成的环京津贫困带问题研究课题组再次对“环京津贫困带”做了调研，并比较了这些地区在2005年～2008年之间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变化。结果显示，有15个县的农民人均纯收入不足3000元，位于保定西北部的涞源县农民人均收入水平最低，仅为全国、北京、天津、河北平均水平的40.4%、18.1%、24.3%和40.1%。这些地区一直未能跳出“在落后中发展，在发展中落后”的怪圈。

　　贫困地区迎来新机遇

　　环京津贫困带分布于河北省张家口、承德、保定和沧州，包括3798个贫困村、32个贫困县，272.6万贫困人口。参与调研的河北省社科院研究员石亚碧表示，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该课题组的研究报告指出，“环京津贫困带”与地处“首都脚下”的特殊地理位置，为首都北京发展做出了贡献，但得到的扶持政策和措施却显得并不很充分。

　　张家口作为北京的“安全屏障”，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作为保卫首都安全的“北大门”，为战备，长期不修路、不通电、不上项目，导致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直到1995年才获准部分对外开放，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处于停滞和缓慢增长状态。1965年张家口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曾居全省第四位，1995年则退居第八位，2008年排在第九位。

　　作为北京的水源地，张家口大规模压缩工农业用水，关停了众多效益可观而耗水严重和排污标准低的企业，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当地的工业发展。作为京津的风沙源治理区，为保护京津的大气环境而实施的封山育林和退耕还林还草工程所需要的投资还远远不够，这使张家口的农业和畜牧业发展受到了较大影响。

　　面对京津两地巨大的“虹吸作用”，环京津贫困带地区的各类资源都流向了较为发达的京津地区，某种程度上讲，贫困地区不但无法从市场中受益，反而加剧了贫困。许多优惠性政策都以地方配套为基础，而张家口等贫困地区的地方财力十分拮据，很多时候难以自筹配套。

　　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北京已不堪环境污染、交通阻塞的困扰，并日益受到水土资源和能源的制约，人口压力不断增加。在这一调整过程中，很显然，河北需要做加法，北京需要做减法。上述这些贫困地区迎来了新的机遇。

　　以“输血”促“造血”

　　环京津贫困带问题研究课题组的成员认为，从目前国家和京津两市给予的支持来看，不少政策还是“临时救济式”的扶持。正所谓“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他们建议国家实施“京津冀城乡发展统筹规划”，坚持有差别的开发式扶贫战略，特别是在国家对张家口、承德和保定西部相关环京津贫困县，在扶贫开发、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建设方面，应给予与北京郊县延庆、怀柔、密云同样的投资标准和优惠政策。

　　在张家口、承德地区,当地农民生存发展与生态安全之间的矛盾已成为十分突出的矛盾。课题组认为，国家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应该把区域生态补偿作为重点，加大支持力度。受益地区应该积极进行正当利益补偿，并在有形资源补偿方面，依照资源价格将收益向上游欠发达地区倾斜。

　　该课题组还建议，京津的外迁外溢产业和企业，要重点向周边贫困地区转移，产业链条向贫困带内延伸，不断增加贫困地区农副产品附加值，吸纳贫困劳动力，稳定增加贫困人口收入，真正实现以“输血”促“造血”，以产业促致富。

　　有关专家呼吁从京津冀一体化出发

　　国家对“张承地区”要实施生态补偿

　　本报讯 记者李杨报道 河北省张家口、承德两市地处由内蒙古高原到华北平原腹地过渡地带，是京津水源地和重要的水源涵养生态功能保护区。2008年，在由环境保护部和中科院共同编制完成的《全国生态功能区划》中，张家口、承德部分地区被划入国家重要京津水源涵养生态功能保护区。一方面，按照相关政策的要求，这些区域将被列入严禁开发和限制开发区；但另一方面，张家口和承德的很多地区还面临着脱贫要务，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亟待提高。为此，许多专家学者呼吁，要建立对张承地区的国家生态补偿机制，并且要保持政策的连续性。

　　专家们认为，生态建设是一个长期的综合系统工程。从京津冀一体化的角度看，对张承地区的生态补偿主要工作包括以下几方面：一是应该从国家层面建立生态补偿管理的协调机构，整合同一区域内各种生态补偿政策、资金和工程项目，避免因行政区划带来的矛盾，形成完善的、统一的生态补偿政策和机制体系。二是应该本着“谁治理谁得利，谁获益谁补偿”的原则，从法律层面明确补偿责任和各生态主体的义务，规范补偿资金的筹措、分配使用、监督管理等，使生态补偿机制实现规范化运作。三是应该从生态一体化的角度出发，在张承地区开展生态补偿机制试点研究，探索出一条能够让人们普遍认可的制度，再向全国推开。四是应当加大对张承地区流域生态补偿的力度，并重点考虑对水资源的补偿、对发展机会丧失的补偿、对环境成本的补偿，以及对农民的直接补偿。

　　此外，鉴于2000年开始试点的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一期工程今年即将结束，专家们表示，剩余的建设和保护任务还很艰巨，建议国家尽快考虑编制京津风沙源工程二期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