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源： |
中国经济周刊 |
发布时间： |
2010年07月07日 14:39 |
作者： |
周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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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78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就步入市场化进程之中。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是从农村起步的。所以，市场重塑了中国的经济、中国的金融，也重塑了中国的农村和农村金融。我们要在市场化进程的基本历史背景下，去理解中国的经济、金融和农村金融，讨论其如何形成了“中国特色”，以至于造就了中国的奇迹，与此同时，也带来了随之而来的问题。奇迹与危机同源，就像中文“危机”一词，可以将“危”和“机”拆开，以表明危险和机遇同在。
中国经济和金融市场化进程的加深，带给了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民很多利处，使得中国人享受的物质财富不断增长，经济自由也在不断扩大。但相伴而生的，也有许多问题。比如，市场化进程的加深，同样也加剧了农村的危机，尤其是农村融资的危机。我们需要在市场化进程这样一个基本背景下，去讨论中国经济、金融和农村金融的性质，及其中国特色的形成。
一、中国特色的经济——政府市场经济与政治经济学
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市场经济呢？这个问题困扰着中国人，也困扰着美国人。至今，美国仍没有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国家”的地位，虽然中国的市场化程度，远远比得到这一称号的俄罗斯，要深远的多。
这个问题之所以复杂，是因为中国不是教科书上标准版的自由市场经济，而是一个政府市场经济。自由市场经济，意味着市场发挥着配置资源的主导性作用。实际上，在中国的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上，是中央和地方政府，而非市场，在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市场经济的开放，体现了许多的“悖论”，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双轨运行，就是经典教科书无法解释的中国之谜。
1.要素市场计划经济，产品市场市场经济
我们首先看要素市场。土地、资本和劳动力，是最主要的三大生产要素。其次，还有技术、管理、知识创新等其他生产要素。
这些要素，我们不妨放在资源资本化的更大的思考框架下加以考虑。对于资源，人们常常做狭义的理解，指的只是自然资源，即一切能为人类提供生存、享受、发展的自然物质与自然条件，以及这些物质与条件相互作用而形成的自然生态环境和人工环境。它是一种作用于人类社会经济生活的“源本”物质要素和物质力量。但这只是一个物质领域的概念。在此我们还可以将“资源”概念做更进一步的扩充，将人类探究、发现资源的能力也视为一种“资源”。所以，“资源”的范围就可以涵盖一切能为人所用的物质、人类的劳动能力、智力以及人类创造的科学技术手段、文化符号等物质和精神力量。一言以蔽之，即具有转化为经济资本能力的一切潜在的资本。
在2008年的一篇文章里，我把发展的本质，总结为资源资本化。改革的本质，则是熨平资源资本化带来的社会震荡。改革的过程，就是处理资源资本化累积的矛盾的过程。要实现资源的资本化，首先要把生产要素市场化，之后才有可能在要素市场与产品市场、计划机制与市场机制的双轨运行中，将资源转化为资本，从而带来经典定义上的发展。
但是，中国的生产要素，基本上掌握在政府的手中。中国三十年来的经济发展，一个基本做法就是逐步地、有条件地、分地域地、分要素类型地放开要素市场，从而使得资源不断地资本化。就土地要素而言，城市用地几乎完全掌握在政府手中，农村用地，政府也可以以公共用途（基本上是城市化和工业化用途）的名义征用，收归政府掌握。这使得许多地方的财政，实际上只是土地财政。因为土地出让和经营收入，占据了财政收入的主要部分，甚至最大部分。
再看资本要素，资本市场的开放，资金价格的管制，都在政府的掌握之下。我们知道，资金主要有三个价格，一个是对内价格，就是利率。在中国，主要以银行存款利率、银行同业间拆借利率和债券市场利率的形式体现。一个是对外价格，就是汇率，在中国，主要以外汇券的实行与放开（1993年之前），本外币的自由兑换和市场浮动管制的形式体现。第三个是股票价格，代表股权的市场价值。在中国，主要以上海、深圳两个证券交易所的股票价格指数形式体现。对这三个资金价格的管制，中国在不断放松，尤其是1998年以来。但至今，我们知道中国的这三个资金价格，仍没有完全实现市场化，以至于经典教科书中麦金农、格利和肖所言的经济自由化的基本次序，在中国并没有出现，反而金融自由化一直居后，这是一个市场化进程中的悖论。这样的悖论，在中国市场化的各个层面，都屡见不鲜，以致于构成了一个又一个的“中国之谜”（the Puzzle of China）。相反，遵从了华盛顿共识和美国药方的俄罗斯，在1990年代市场化改革中，却遇到了灾难。
至于劳动力要素，中国由近乎完全禁止劳动力自由流动，不承认劳动力是一种生产要素（主要标志是否认劳动力是商品），直至1995年才承认劳动力的商品地位，劳动力的最主要组成部分——农民工，才逐渐地由限制流动，到政府引导下的有序流动，到至今的市场需求为主，政府引导为辅的流动。“打工经济”在诸多中西部地区县域经济中成为口号，是地方政府在农村劳动力转移中起组织作用的重要标志。
虽然这些年政府在不断地推动要素市场化，但不能忘记的是，要素的掌控权仍在政府手中。只是有一部分要素，在一些地方放开了。就资本而言，市场化的推进，使得资金市场有了很大程度的放开，中国的货币化程度（通常以M2/GDP来衡量），已经是世界上最高的了。但是，在关键的时刻，政府对资金市场还是有很大的干预权利。正如中国股市常有“政策市”的说法一样，中国的银行放贷市场，更加具有政策干预的性质。比如说，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推出的4万亿元刺激经济的计划，主要靠银行提供资金落实。中国各大金融高管的任职资格，都由党和政府审定，公开文件可见《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办法》。这个办法，规定了中国所有正式金融机构的高级管理人员，必须采取核准制或备案制。这意味着，金融高管的职务晋升，都在金融当局和政府的管理之下。在这样一个基本的政府管制背景下，政府4万亿元刺激经济的计划一经推出，本来已经具有各自利益函数的各家银行，仍然在这样的大是大非的关键时刻，纷纷响应中央要求。所以，2009年上半年，中国的信贷投放，出现了井喷式的增长。应该说，这是中国的体制优势。按李鹏总理的说法，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在于，可以集中力量干大事。尤其是碰到大灾大难的时候，就可以显示出中国集中式体制的优势。毕竟，在集中式体制下，政府动员资源的能力特别强。这是中国与其他大部分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不太一样的地方。我们的资金市场是半市场半计划的经济。日常行为中，我们看到资金更具有市场经济的特征，而且这些特征越来越明显。到了关键的时刻，还是要受政府控制。中国金融业的一个特征是中国特色的行政性的金融控制（financial control），而非麦金农、格利和肖的经典意义上的市场价格扭曲式的金融压制（financial repression）。
所以，中国市场经济的时时处处，都有政府的影子。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是政府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加官场经济。任何一个市场行为的背后，都有官场的作为；任何一个官场作为的背后，都有相应的经济目的。所以，中国的经济，本质上是一门政治经济学，这符合经济学的原意，因为经济学诞生伊始，就是政治经济学。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也主要是政治经济学。不仅表达为“经国济世”或“经世济民”的中国如此，欧美国家也是如此。从历史上来看，政治经济学，才是经济学的原意。经济学从一开始产生，就是政治经济学，而不是现在我们在教科书中所看到的这些为追求逻辑完美，而做了许多不切合实际的同质性假设与舍去许多重要影响因素去做理论演绎的自由市场经济学。
2.中国政治经济史的三阶段
我们沿着政治经济学的思路，可以看看中国的经济历史。建国以来的60年，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大致可以分为三段：
1.国家工业化时期（1949-1978）。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伊始，就确定了国家工业化的目标。在这段时期，中央政府主导了所有的要素市场，甚至产品市场，替代市场做资源配置。这是一种国家资本主义。国家压低各种生产要素的价格来实现增长。可以说，整个国家就像一个公司一样。举个例子，1950年代主管经济工作的陈云，在制订钢铁计划时，还要为了女同志的发夹，特意留下一吨钢材，计划细腻到这种地步，实在令人惊叹。林毅夫在他的《中国的奇迹》这本书里，特意提到，每一种工业化的要素价格，被国家有意识地压低。在压低价格的情况下，必须实行计划配置。是故，中国所有的资源调配，都有一个集权化（centralization）的过程。如果把整个中国看作一个大公司，则只有一个董事长和一个总经理，在当时还是合一的，我们可以说，此时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
现代化理论的一个代表人物罗兹曼这么评述当时中国中央政府的重要性：
1949年中国的政治统一，克服了现代化的五方面障碍：（1）中国在国际关系中全面恢复了国家主权，并且表明自己能够很好地使用建国初期在外部（指苏联）援助下建立的现代企业；（2）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指导着所有部门的社会变革，并且持续地重组社会；（3）重工业以非常高的速度增长；（4）相对于传统社会而言，很快达到了一个较高的社会整合水平，国家领导人在以往从未达到过的规模上，动员了全社会的资源；（5）教育和现代化知识的传播，大体适应了迅速增加的工人和管理人员的要求。
所以，直到20世纪50年代以“一化三改”为标志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中国的大规模工业化才开始真正起步。独特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意识形态，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与早期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化道路，有着重大的区别。这种区别最主要体现在资本原始积累方式上。
早期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原始积累，一是靠把农民赶出土地，强制发展资本主义大农业，同时给现代化工业的建立提供劳动力和原材料的准备；二是靠海外殖民掠夺，扩大原材料来源和商品销售市场。这两种资本积累手段在后来进行工业化的国家，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采用。那么工业化的资本原始积累由何而来？首先提出社会主义资本原始积累问题的理论家是苏联的“托洛斯基派”叶·阿·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他认为社会主义资本原始积累是在“国内外市场相对隔离”的条件下，通过“不同经济成分之间的不等价交换”所得到的“来源于国营经济综合体之外的物质资源的积累”，“这种积累在落后的农业国中应当起非常重要的作用”。尽管当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理论遭到斯大林的严厉批判，但通过国内不等价交换来进行资本原始积累的方式，在苏联的工业化过程中实际上被采用了，并且成为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资本原始积累的通行方式。
1949年以后，中国在极低的工业化起点（人均国民收入仅为50美元）上开展大规模工业化建设，同样面临着资本原始积累问题。为了服从这种重化工业优先的发展战略，中国建立了一套类似于苏联，又有很强中国特色的一整套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通过“低利率”、“低汇率”、“低工资”、“低农产品与原材料价格”等价格扭曲政策，实现了“高积累”，设置了一套维持“不等价交换”的资源计划配置制度，来推进中国工业化的进程。
在工业化起步和推进过程中，中国为何要扭曲价格，以推进工业化进程呢？按林毅夫等在《中国的奇迹》这本书里的解释，原因在于重化工业优先的赶超战略需要动员大量社会资源，而中国当时的经济剩余主要来自农业，数量少、分布分散、政府在农村的税收能力低。为此，需要有一套不同于市场调节机制的宏观经济政策环境，使资源的配置有利于重工业发展。具体地说，就是要人为地降低发展重工业的成本，同时提高资源动员能力，包括为重工业发展提供廉价的劳动力、资金、原材料，以及进口设备和技术。为此，就要全面排斥市场机制的作用，人为扭曲各种生产要素与产品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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