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人民共和国六十华诞之际，一个内外“不平衡”的现象特别突出。在国外是对中国国力高速增长的震惊，世界各国对中国发展经验日益好奇和尊重，中国国际地位快速蹿升，以至“中美共治世界”的论调大行其道。但在国内是党政干部政治理念的“多元化”，社会矛盾越积越深，大众舆论和社会价值观碎片化，以至知识界对国家前程普遍深怀疑虑。
    从海外看中国，六十年至为成功。从国内看自己，前景堪忧。矛盾不可回避，但成就也的确不是“粉饰”出来的。中华社会高速进步，六十年里创造了近现代史上的世界奇迹，是事实。
    西方的“国际社会”拥有世界人口的10%，而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20%以上。比起西方的进步，中国的进步更代表世界的进步。中华民族六十年两代人的辛勤努力创造了强大和富裕的神话，也改变了世界格局，使我们有可能重新审视时下流行的关于人类进步的知识。
    六十年的人民共和国凭什么取得了如此辉煌的成就？为什么我国今日似乎深陷矛盾之中？
    在笔者看来，答案在于坚持或者偏离“中国模式”。

    二
    因为政府是极少数人管理全体人民的机构，“民心向背”是当代所有政府生存的根本。然而，人民的利益和意愿各不相同，政策法规却只可能是统一的，政府无法让所有人满意。所以，争取“民心”的政治主要围绕平衡利益进行。
 
    所有的政府体制都需要经受平衡社会利益的严酷考验，即平衡局部和共同的利益，眼前和长远的利益，以及发展与秩序的利益。而今，判断这平衡是否出色只有一条标准：在激烈的全球竞争中有效地维护和促进本国人民的整体福祉。
 
    “民意”来自对当前局部利益的直接认知。“民心”就不止包括民意，还包括对长远和整体利益的间接判断。损伤了当前和局部的利益导致一部分人民反对政府；损伤了长远和整体利益导致绝大多数人民反对政府体制。
 
    当代日本是个有趣的例子。日本政府领导日本社会获得了极为出色的成就，比如把人均寿命提升到83岁，在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造就了世界上人均寿命最长的国家（人均寿命说明人民的生理和心理健康）。然而，在日本的民意调查中，日本政府的支持率经常在20%以下，在世界各国中属于民意支持率最低的一类。日本政府首脑频繁变换，但能进入内阁的日本顶层政治家集团非常稳定，由一个彼此有近亲关系的小圈子组成。无论经历怎样的选举，绝大多数顶级政治家就出自这个小圈子。日本的极端例子说明，民意调查中的“民意”与民心向背中的“民心”不是一回事。因为“得民心”，日本的政府体制非常稳定。
 
    各国人民的具体情况不同，平衡利益的方式就不同，即政府体制不同。世界上有众多的政府体制，如伊斯兰民主制，美国民主制，西欧民主制，中国民主制，日本民主制，拉美民主制，等等。这些体制都是适应本地具体情况和外部挑战的历史产物，也都在不断调适，在全球的淘汰赛中求生存。
 
    现实的世界上没有尽善尽美的体制，每个现实的体制都有其优势和缺陷。
    如果再抽象些，我们可以把利益平衡的手段分成四类。各种政府体制都在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形式综合应用这四类手段。
 
    （1）强力维护社会秩序（law enforcement）。这是最普遍，最基本的手段，却也是最浅薄的手段。正所谓“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2）回应一时一地的民意（accountability）。这也是普遍不可缺少的手段，但也不可靠。民意如流水，正如房客随时可能变成房东。
 
    （3）承担对人民整体和长远福祉的责任（responsibility）。这是高难度的手段，却是得民心的根本途径。
 
    （4）塑造人民的共同利益观 （consensus building）。这是最复杂、最高级的政治，是长治久安的根本，因为“利益”是“建构”的，主观的。
 
    “中国模式”代表了一种特殊而且出色的利益平衡形式。
 
    回顾六十年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中国走出的发展道路不仅独特，而且成功。成功之处在于引领庞大的中华民族步入高速复兴的轨道，扭转了近代以来积贫积弱，国际地位迅速下滑的趋势，把世界上最大的小农国家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工业生产基地。而且，中华取得如此的成就没有依赖侵略战争，不依赖在政治、经济和思想上控制其他国家的人民。

    三
    什么是模式？与“描述”历史道路不同，与总结历史“教训”也不同，模式是对“成功”之路的“归纳”。
 
    什么是中国模式？中国模式是关于人民共和国六十年“成功之路”的理论解释，即因果抽象。总结中国模式，前提是认同共和国的六十年取得了成功。
 
    中国模式从哪里来？中国模式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来自中华的百年奋斗史、三千年王朝史、五千年文明史，还包括被消化为中华文明有机组成部分的外来文明。中国模式的基础是中华文明的延续性。
 
    有学人说，模式是固定的，中国的六十年是大变迁的六十年，而且依旧处在变迁之中。“改革”方兴未艾，何来“中国模式”？然而，世界向来变动不居，正因为世界变动不居才需要理论知识。固态的理论来自动态的历史，解释动态的现在，启示将来的行动。换言之，模式为现实提供定义，为比较提供知识，为未来提供指南。
 
    世上各种“模式”此起彼伏，从来没有永恒的成功。中国模式或许也会因为中国未来的失败而被淡忘。然而，总结今天的成功有助于认识昨天的失败，规避明天的失败。“中国革命”的成功被概括为拥有武装斗争，群众路线，党的建设，统一战线等“法宝”。背离这“模式”，中国革命就遭遇失败。中国革命如此，人民共和国的发展亦如此。世界上最大的民族成功地走过了六十年，却不能给人类贡献一点新鲜的知识？只有缺乏自尊才会如此断言。
    还有学人说，中国的发展成就是以巨大代价换来的，不足为他国效仿，谈何模式？总结中国模式并不是为了供他国效仿。中华文明是取经文明，不是传教文明。形成中国发展模式的历史代价确实沉重，但世界上不存在没有代价的成就。美欧模式、苏联模式、日本模式，也都付出了沉重的历史代价。历史明确记载着殖民战争，对印第安人的种族灭绝，贩奴蓄奴，两次血腥的世界大战，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还“合法”的种族隔离，更有延续迄今不断的侵略战争。
 
    更有些学人会说，既然今天的西方就是中国的未来，何必费力总结中国模式？在这些学人眼里，共和国的前三十年是失败，后三十年是成功，而从失败到成功是因为“补课”和“接轨”，因为扭头走上了“普适”的西方道路。这种判断不仅浅薄，而且危险。迄今没有哪个后发国家成功地复制过西方模式。西方模式的基础是侵略性的军事、政治、经济机器。这个基础，中国不曾拥有，也永远不应该拥有。中国的复兴在于闯出了一条独特的道路。几代人前仆后继，浴血奋战才完成的中国革命不能否定。忘记历史意味着轻薄，篡改历史意味着背叛。
 
    中国自古就是世俗国家，不依赖从纯概念出发的逻辑思辨，而靠实事求是。近年来，因为迷信西学教条，中国出现了很多问题。正如过去反对迷信苏联教条，今日中国的迫切任务是反对迷信西方教条，防止洋教条把我国导入陷阱。
 
    中国的成功挑战了经济学的“市场与计划两分”，社会学的“国家与社会两分”，政治学的“民主与专制两分”。总结中国模式能够提供新鲜知识，促进我国学界对本土文明的自觉，促进“中国话语系统”的形成。在这个意义上，归纳中国模式将促进“中国学派”的崛起。
 
    抛砖引玉，在笔者看来，中国模式可以分解成三个子模式。由四大支柱构成的“国民”经济体现独特的经济模式；由四大支柱构成的“民本”政治体现独特的政治模式；由四大支柱构成的“社稷”体制体现独特的社会模式。社稷、民本、国民“三位一体”，构成了独特的“中国模式”。

    四
    经济成就是中国成功最明显的体现，也是中国模式的表层。 
    一切经济模式都包含四个基本要素：劳力、土地（生产资料）、企业、资本。
 

    “四大支柱”可以解释中国经济的成功。这四大支柱是：1.国家对土地（生产资料）的控制权；2.国有的金融和大型企业和事业机构；3.（以家庭和社区中小企业为基础的）自由的劳动力市场；4.（以家庭和社区集体中小企业为基础的）自由的商品和资本市场。这四大支柱是由“国”与“民”两大部门构成的，故称“国民经济”。
 
     1.国家对不可再生的土地（生产资料）的控制权有如下功能：（1）（通过耕地和房基地的平均分配）维持了中国农村社会的稳定。（2）维持了人民对生产资料占有的相对公平。（3）维持了工业经济的低税率。（4）维持了工业基础设施建设的低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