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３０多年的改革开放发展中走自己的路，形成了一种充分彰显中国特色的“中国模式”，西方社会对之予以了高度的关注。他们的关注是有道理的。因为“中国模式”决不仅仅是一条民族复兴、国家富强之路，其所蕴含、所体现的和谐发展的理念同时也是实现世界和平发展的价值支撑。清晰明白地向世界阐述“中国模式”的价值理念，不仅可以为中国更进一步发展赢得良好空间，还可以为构建和谐世界做出中国人的贡献。

　　首先，和谐发展是以“不同”为前提的。“中国模式”告诉世界，发展模式是可以多种多样的，发展模式也必须是多种多样的。

　　不同国家、不同社会其“不同”是客观存在的，在审慎把握自身不同的基础上，扬长避短，就成为了不同社会的当然选择。中国有句古话说的好，“和实生物，同则不济”。强求一律，只会导致人类社会僵化衰落，不管那种模式看起来是多么的先进、多么的现代、多么的科学。

　　３０多年来，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实践表明，中国模式不是对西方模式的“克隆”，而是对西方发展范式的突破与超越。在西方范式内发展，中国可能会有小的进展，但难有大作为。只有跳出西方发展的三界外，不在西方发展的五行中，才能真正地发展起来。在这个意义上，“特色”不是一种借口，而是一种本能，一种策略。

　　有的人担心，过多地讲“中国模式”，过多地强调与西方发展的不同，会引发争议，要低调一些，甚至不主张提“中国模式”。其实恰恰相反。有道是“和而不同”，旗帜鲜明地表明的“不同”，其实是为了更好地和谐相处；大大方方地表明“不同”，也才能更好地和谐相处。

　　其次，和谐发展是着眼于“各取所需”的。“中国模式”告诉世界，不同的发展模式之间不是你死我活，而是可以互利的。

　　这种互利不仅仅体现在经济领域的贸易合作，更多地体现在文化政治领域的交流借鉴。尽管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但作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成果，都体现着人类文明进步的内在规律，具有很强的互补性。相互借鉴而不是刻意排斥，取长补短而不是定于一尊，对于双方都是很有意义的。

　　比如，中国文化中“仁爱”的精神对于西方发达国家改变霸权思维，与民族国家和平相处具有极其现实的意义。西方某些大国出于自己的利益和为了维护有利于自己的现有国际秩序，以所谓“国际公理”、“人类普遍价值”，向其他民族和地区的民众强加自己的价值观、文化观乃至宗教观，其他民族和群体稍有不接受就“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进行大肆讨伐，这当然是不能为其他民族和群体所接受的。

　　对中国来说，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等价值理念并不是西方文明的特权，而是人类文明成果的精华之所在。剔除西方社会在这些理念中所附加的西方意识形态，其在保障权利、实行民主、实现自由方面确实有相当有价值的方式、方法值得我们参考借鉴。以立场原则的坚定不移和开放宽容心态的有机统一，既守住中国自身文化价值的根本，又充分借鉴吸收西方文化的有益成分，对中国的发展是很有意义的。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是这样一种借鉴的典范。

　　再次，和谐发展不希望也不主张“一花独放”。“中国模式”告诉世界，不同发展模式是会长期存在并长期和谐相处的。

　　有人会问，中国社会发展模式的成功会不会取代西方社会的发展模式呢？有的西方学者业已得出肯定的判断。但我们的回答是，在可预计的相当长时期内，中国社会的发展模式与西方社会的发展模式之间不存在谁终结谁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模式的成功，不是消除了西方社会发展模式，而是提升了两种发展模式之间相互竞争的水平。至于更长时间跨度下会是什么结果，我们不妨借用邓小平同志的一句话：“我们的后来人比我们更聪明，他们会解决这个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