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启示录

    最近几年，深圳涌现出一批极具创新精神的企业和企业家，如华为、中兴、比亚迪、招商银行、腾讯、朗科、金蝶等，及它们各自的掌舵人任正非、侯为贵、王传福、马蔚华、马化腾、邓国顺、徐少春等。从知名网文《深圳，你被谁抛弃》2002年11月发表到现在，只不过短短8年时间，深圳就从一个几乎“被抛弃”的城市，迅速转型为国内创新型城市的代表。各省市纷纷登门拜访，学习借鉴其创新精神，期盼有一天也能像深圳那样拥有大批极具个性的知名创新型企业。

　　但是至今，各省市所学到的，大多是深圳如何通过政策倾斜、财政支持等手段促进创新型企业的成长。这与其他省市鼓励创新的政策相比，其实并无太多新异之处。探究深圳创新精神，不能仅从政策扶持的角度来理解。这些只是表象。表象所展示的，只是“小鸡”如何长成“大鸡”的过程，而没有展示出“鸡蛋”如何变成“小鸡”、甚至“鸡蛋”从哪里来。

　　深圳为何能出诸多创新企业

　　2002年11月，知名网文《深圳，你被谁抛弃》发表，直指当年深圳经济下一步发展的迷茫。幸运的是，深圳及时实施了一系列改善经济发展软环境的举措。这些举措，当时可能并不起眼，但却是深圳成功转型的关键之举。

　　在深入剖析之前，还是让我们先分析一下深圳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的创新性企业。

　　先看看这些创新型企业成立的时间。中兴成立于1985年，招商银行成立于1987年，华为成立于1988年，腾讯成立于1998年，比亚迪成立于1995年，朗科成立于1999年，金蝶成立于1993年。也就是说，深圳这些知名的创新型企业都诞生于那篇网文（《深圳，你被谁抛弃》）发表之前。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第一，深圳的创新精神不是近几年才有的，而是开发开放以来一直都有；第二，拥有创新精神，并不等于就能同时拥有创新型企业。

　　那么，为什么这几年深圳能出这么多创新型企业呢。还是要从这篇网文说起。

　　这篇文章2002年11月发表之时，彼时深圳经济特区（1980年成立）历经20余年的超常规成长，特殊体制政策的推动力渐弱，路径依赖导致其经济发展已渐显疲态。而上海浦东新区于1990年开发开放，彼时恰逢第一个黄金十年的高速成长期，受政策、土地、人口等红利强劲支撑，正血气方刚。二者相比，其对企业的吸引力强弱立判。

　　再分析一下当时深圳的环境。经过20余年开发开放，深圳从一个小渔村，一跃成为颇具现代气息的大都市，其城市形象、基础设施在国内已属一流。但是，深圳当年的超常规发展，靠的是政策倾斜、大量引资和高强度投资，走的是外生性、粗放式的路子。在城市硬件快速提升的同时，软件特别是城市管理、政府服务、软环境营造等方面相对滞后，从而导致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不足。

　　如果将马斯洛需求层次论运用于企业的话，对土地、税收、基础设施等硬件的要求属于企业较低层次的需求，而对管理、服务、环境等软件的要求则属于较高层次的需求。特别是对于那些已经发展壮大的企业而言，其迫切需求已经逐步从低层次向高层次转移，对改善政府服务、提高办事效率、优化经营环境、拓展发展空间的软性需求更为强烈，而这些，恰恰是当时深圳的“短板”。 不难理解，为何当时会传出很多深圳知名企业欲迁移上海的消息。

　　于是，有了这篇网文，直指当年深圳经济下一步发展的迷茫。

　　幸运的是，深圳并没有回避问题，而是开诚布公与网文作者交流，与市民大众交底，摸清症结所在，并及时实施了一系列改善经济发展软环境的重要举措。这些举措，当时可能并不起眼，但却是深圳成功转型的关键之举。

　　开放20年，浦东怎样学习深圳

　　管理背后的思维是政府能够包揽一切，本质上是计划经济时代的观念。服务背后的思维是有限政府论，是市场经济时代的观念。因此，要旗帜鲜明地构建服务型政府。

　　1980年，中央宣布深圳经济特区成立。1990年，中央宣布浦东开发开放。如果以20年为一个周期，我们可以发现，深圳经济特区成立20年后的新世纪初，其原有的政策、体制、率先等优势逐步弱化，面临着重新寻求发展动力的困惑、徘徊与失落。上海浦东新区开发开放20年后的今天，既面临着两区合并、综合配套改革、国际金融和航运中心建设、世博会举办等一系列重大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二次创业、率先转型的艰难探索。

　　或许，深圳的一些成功转型经验，可以作为新浦东转型探索的借鉴和启示。

　　加快审批向服务转型

　　第一，必须把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放在首要位置。如果以阶段动力观点看待中国改革开放的30年，可以发现，上世纪70年代末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激发了农民的活力、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20世纪90年代的国资国企改革极大激发了各类所有制主体的活力、解放了城市的生产力。当前，市场经济基本形成，物质基础已经具备，制约经济活力的因素越来越体现为政府管理体制的僵化和滞后，要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必须加快政府管理体制改革。浦东有条件、有基础、也必须在这方面率先开展探索，旗帜鲜明地提出构建服务型政府的口号，在政府职能转变上走在全国前列。

　　一是观念上要加快从管理向服务转变。管理背后的思维是政府能够包揽一切，本质上是计划经济时代的观念。服务背后的思维是有限政府论，是市场经济时代的观念。建立服务型政府，各级干部必须全面、牢固树立服务意识，放低身段、放下架子，全心全意做好对各类市场主体和居民百姓的服务。要牢固树立“有限政府”的理念，切忌以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为借口行使权力扩张，切忌代替市场主体进行决策，切忌以大包大揽的方式试图解决所有经济社会问题。

　　二是手段上要加快审批向服务转变。审批永远不是服务型政府的标志。对不符合政企分开和政事分开原则、妨碍市场开放和公平竞争的行政审批，要坚决取消；对能够用市场机制代替的行政审批，通过市场机制运作；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要建立健全监督制约机制，缩减审批环节，提高审批效率。最大程度减少行政对经济的随意干扰，真正把经济决策权还给市场主体，降低生产要素流动的成本。

　　亟需改变创新精神不足

　　第二，必须切实增强创新对经济的驱动作用。创新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之源，也是解决技术瓶颈和制度约束的一把钥匙。上海具有厚重的技术积淀、丰富的科研人才，每年产生大量的科研成果。但是，创新对经济的实质性支持力度仍然不足。典型表现在，有创新能力但缺乏创新精神，有创新成果但缺乏创新企业，有创新人才但缺乏创业人才。增强创新对经济发展的驱动作用，关键是要做好“三个强化”：

　　一是强化原始创新的支撑作用。与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相比，原始创新的难度最大、成本最高、风险最大，但也是利润最高、效应最为持久的。具不具备强大的原始创新能力，已经成为衡量一个企业是不是创新型企业、一个城市是不是创新型城市的必要条件。当前，浦东要代表国家参与国际科技领域最前沿的竞争，必须在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方面狠下功夫，着力培育强大的原始创新能力，努力产出丰硕的原始创新成果，成为全国甚至全球科技创新的制高点。

　　二是强化企业创新的主体作用。当前，上海创新精神不足的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产学研脱节，具体表现为研发成果找不到企业，创新产品打不开市场。而深圳的做法是，明确创新的主体是企业，推动全市90%以上的研发机构、研发人员、研发资金、专利申请向企业集中。这也是为何深圳并无知名大学，却每年都能产生大量创新成果的一个重要原因。浦东要提升创新驱动作用，必须从根本上强化企业创新主体作用，以企业为核心整合各类创新资源，提高创新成效。

　　三是强化创新成果的市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导向，实际上也决定了所有的创新成果必须面向市场，以市场成败论英雄。这种终端反馈式的实用主义创新思路，使整个创新过程从一开始就完全针对市场需求，大大提高了创新的成功率。浦东要推动企业创新从注重“面向政府要资金”到注重“面向市场要效益”转变，从单纯注重技术研发向注重整个创新链条（包括技术研发、中试、生产、市场营销等）运作转变，从注重单个创新成果向注重提升持续创新能力转变，切实提高创新的成功率。

　　选好未来的产业支撑

　　第三，必须坚持走产业高端。这轮国际金融危机激发全球范围内新一轮科技革命的蓬勃兴起，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航空航天、电子信息等新兴产业加快发展，并很可能在未来20年内取代传统产业，成为世界经济的主要增长点和支撑点。上海正处于经济转型期，选好未来的产业支撑非常重要。要针对国际高端产业发展方向，坚定不移地走高端产业发展之路，集聚高端要素资源，率先实现经济转型。

　　一是高端制造业发展，关键要强化创新驱动。创新是城市的活力之本、动力之源。上海的六大重点工业行业已经支撑了上海经济许多年，但支撑其发展的主要因素，是大规模生产，而非创新。当前，上海正在加快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化，但高新技术产业化的前提是创新。因此，要改变主要以规模来衡量产业重要性的做法，而应以创新能力、成长潜力作为主要考虑因素，重新定位上海未来的支撑行业，集中上海全市资源促进这些潜力行业加快发展，如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航空航天等。

　　二是现代服务业发展，关键要着力营造环境。与制造业不同，服务业对发展环境、政府服务、基础配套等方面的要求更高。发展现代服务业，必须把握好其不同于制造业的独特规律和特点，着力在营造发展环境上下工夫，改善政府服务，减少经济干预，促进公平竞争，优化扶持政策。不仅要推动一批现代服务业企业做强做大，加快有条件的制造业企业集团向服务转型，更要着力促进一大批中小型服务业企业的发展，构建服务业发展的良好生态。

　　要有一流的国际化氛围

　　第四，必须加快与国际接轨。我国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已近10年，中国经济已经完全融入世界经济分工体系，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制度、体制、机制、惯例等软环境仍然没有与国际接轨。这不仅导致政府服务等方面的不透明、低效率，还增加了企业的运营成本，形成所谓的“中国特色”。

　　随着劳动力、政策等方面的比较优势逐步减弱，中国要继续保持对资金、企业、人才的吸引力，必须在软环境方面加大改善力度，加快与国际接轨步伐。上海是中国改革开放前沿，浦东是国家综合改革试验区，最有条件率先在软环境方面与国际接轨。要抓住综合配套改革机遇，参照国际制度环境标准，大胆开展体制、机制、制度创新，加快与国际惯例接轨，使每一家企业、每一个投资者都能够感受到一流的国际化氛围，推动上海真正成为一个国际化的城市。

　　深圳如何转型为创新型城市　　

　　深圳“加快国资从竞争性领域退出”的做法和经验均学自上海，但如今，无论国资证券化率还是国资保值增值，深圳都已远超上海。

　　深圳向创新型城市的转型探索，并非像外界普遍认为的那样，出台了一系列鼓励创新、支持创新的政策措施（这些政策，其实目前在国内大多数城市都可以看到），而是首先采取了看似与创新关系不大的三方面举措：

　　政府一对一辅导明星企业

　　第一，推动政府向服务转型。经济繁荣和社会和谐是衡量一个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的两个主要标志。前者的主体是企业，后者的主体是居民。深圳在政府转型上的主要做法，就是重点做好对这两个主体的服务：一是做好对企业的服务。政府的角色，不仅仅是制定产业规划、促进产业发展，而且直指经济发展的微观载体，强调做好企业的服务，使企业真正成为市场的主体、创新的载体。

　　比如，对华为这样的明星企业，深圳市政府设立专门小组，实行“一对一”式辅导，及时帮助其解决发展中的土地、资金、人才、技术等问题。对于大量中小企业，则采取“一对多”式扶持，每个领导“承包”若干家企业，帮助企业解决难题。二是做好对市民的服务。一个重要标志是建立了市民中心，将市政府各职能单位从行政中心迁至市民中心，实行审批事项集中受理和“一站式”服务。深圳市政府也借此实现了从行政管理理念到服务理念的思维转换，向建立服务型政府迈出一大步。

　　国资加快退出竞争性领域

　　第二，加快国资从竞争性领域退出。2003年之前，深圳本地国有股重组进展缓慢。2004年深圳国资委设立，深圳国资重组开始分门别类全面推进：对于优质国有上市公司，通过市场融资继续做大做强；对于一般国有企业，通过引进战略投资者，进行整合重组优化；对于缺乏竞争力的国有企业，加快变现、转让，国资有序退出；对业绩很差的公司，甚至实行“零价格转让”。这导致深圳国有股比重不断降低。国有经济在竞争性领域的加快推出，为民营经济的发展腾出了空间，推动了一大批创新型民营企业的崛起。

　　值得提出的是，深圳国资运作初期，其主要做法和经验均学自上海。而今，深圳国资比重虽然不断下降，但无论在国资证券化率、还是在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等方面，都已经远超上海。

　　“山寨”的前提就是“无为”

　　第三，营造宽松市场环境。2008年，深圳突然冒出两个响彻大江南北甚至闻名国内外的字——“山寨”。从山寨手机，到山寨MP3，到山寨笔记本、平板电脑。

　　山寨已经不仅仅是一种产品、一种现象，还成为深圳这座城市的一种异端精神，后来甚至演变成一种全民娱乐的文化。

　　剖析山寨现象起源于深圳的制度性原因，其实也是两个字——“无为”。从政府角度讲，政府营造相对宽松的环境，对企业的发展不过多干涉，真正让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主体。从企业角度讲，每家企业都直面激烈竞争的市场环境，依靠各自的能力，自由地生存发展。

　　因此，“山寨”的前提，就是“无为”。这种“无为”，或有意或无意，使深圳的中小企业、草根经济充满了活力和创造力。当然，这种宽松，是以确保社会公平正义的法制化为前提的。

　　除了采取上述三个方面的举措，深圳还及时出台了一系列鼓励创新的政策。比如，对创新型企业提供资金支持、税收减免、服务优先、出口辅导等。需要指出的是，这些鼓励创新的政策从来不是深圳竖起创新型城市大旗的最重要因素。因为政策的拷贝性相当强，查观目前国内大部分省市，出台的鼓励创新的地方性政策多如牛毛，内容大同小异，因此这些政策实际上并不能成为深圳创新的核心竞争力。其核心竞争力在于采取上述三方面措施后，深圳所形成的有利于任何企业开展创新的良好环境。这种全社会的创新创业生态，不但留住了那些欲迁移的重要企业，而且催生了一大批创新性企业，培育了一大批极富冒险精神的企业家，同时也使得创新精神成为深圳这座城市的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