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有韧性。”在谈到2009年中国的消费增长时，野村证券中国首席经济学家孙明春，以及瑞士银行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汪涛，用了同样的词汇。

　　回想2008年，当金融危机跨过大洋横扫全球之时，投资者非常担心面对不断攀升的失业率及不断下降的收入增长，消费增长将会显著受到削弱。但是在2009年结束之际，投资者欣喜地看到，中国的消费表现得非常“有韧性”。随着经济复苏获得更多动能，消费应该会进一步加快增长，并在今年晚些时候带来更多惊喜。

　　“在应对金融危机时，中国和印度这样的经济体有着更强的抵抗力。因为其内部结构比较复杂，投资和消费的增长都能够缓解外来经济冲击造成的影响。”瑞士银行新兴市场首席经济学家Jonathan Anderson这样表示。

　　2009年，受政策影响，投资增长的迅猛势头举世皆知，但是这种应对危机的模式也加重了投资者对于中国经济不平衡的担忧。在后金融危机时代，美国和欧洲都处于消费去杠杆化的过程之中，对中国产品的需求增长将会放缓。因此，中国只有更多地发展内部消费，才能够真正意义上的创造经济长期增长的良好环境。

　　因此，消费的较快增长，确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幸事。而且，这还是在2009年，如此艰难的一年。曾几何时，消费、投资及出口构成了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在投资动能逐渐耗尽，出口复苏较为缓慢的今天，我们有理由对消费期待更多。

　　逆势上扬

　　2009年第三季度，中国的实际消费增长表现相当不错。对比欧美国家的消费下滑，中国的消费增长可以说得上是逆势上扬。几乎各个部门的消费都出现了较大增长。

　　受到国家下调车辆购置税的影响，2009年中国乘用车销售出乎意料地强劲。与国际汽车巨头惨淡的财务报表相比，中国汽车上市公司2009年的表现都非常优异。

　　此外，尽管商品房销售在中国并不被列入CPI指数中，但是2009年商品房销售增长势头之猛却有目共睹。而且，量价齐升的房地产部门还推动了家具和家居装潢材料的销售量骤增。

　　在服务业部门，2009年航空客运量年同比强劲增长，航空巨头都表示2009年将实现盈利；而人寿保险保费增长了10.7％；通讯行业中移动手机用户数增长了23.3％，宽带互联网用户增加了16.7％。

　　从这一切都能看出，中国的消费者似乎并未受到来自全球经济衰退的影响。

　　“我们相信，中国消费者的韧性与依然快速增长的收入及高额的家庭储蓄有着很大关系。”孙明春表示，“尽管较2008的近期峰值有所回落，但2009年城镇家庭可支配收入却得到了较快增长，农村家庭现金收入增速尽管不及城镇居民，也出现了接近两位数的增长。”根据人民银行提供的数据，家庭银行存款占GDP的比例目前为81％，因此即使遭遇经济困境，中国民众仍然有所依托。

　　可以这样说，强劲的经济基本面和充裕的储蓄是中国能够抵御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但如果没有政策推动，估计中国经济也不会如此迅速地走出低谷。

　　政策，对于消费也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政策之力

　　2008年底，中国企业经历了大规模裁员。之前的宏观政策偏紧，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让许多中小企业，尤其是出口行业的中小企业陷入了困境。为了维持经营，不少企业选择了裁员。一时间，广东、福建和浙江的企业都大举裁员，甚至还出现了民工还乡潮。“提高GDP，中小企业不如国营企业。”美林新兴市场首席经济学家Michael Harnett对本刊记者表示，“但是在创造就业职位方面，中小企业却能够发挥更大的优势。”

　　受益于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中国经济在2009年提前于全球经济实现了复苏。“进入2009年之后，企业不仅停止了裁员，还开始了雇佣新员工的行动。”孙明春在一份研究报告中这样写道。严格来说，积极财政政策对于推动中小企业复苏，以及拉动就业的作用尚不及宽松货币政策，因为正是2009年的信贷暴增，让原本资金链濒于断裂的中小企业能够熬过了寒冬。

　　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09年前两个月，城镇就业人数增加了160万。而在接下来的4月份，官方采购经理人指数（PMI）的就业分指标在金融危机全面爆发之后，首次上升至50点这一强弱分界点以上，这表明更多的企业正在扩大员工队伍。在随后的日子里，随着经济局势的进一步好转，就业问题也开始好转。

　　中国政府在应对此次金融危机时可以说是不遗余力，除了刺激就业之外，政府还推出了其他一系列措施。2009年，政府增加了财政转移支付的数额，这也对提高家庭的收入水平起到了作用，进而对消费产生了作用。

　　长期以来，中国政府的再分配力度不够一直受到批评，因为之前国民收入分配过于偏向政府，财政收入增长超过GDP增长就证实了这一点。政策不够倾向于推动消费也被认为是导致GDP中的消费比例不断下降的重要原因。因此，增加财政转移支付非常必要。

　　在后金融危机时代，政策出现了明显调整，政府宣布了5000亿元的减税政策，其中主要包括增值税改革、印花税免征和下调，以及出口退税上调等，以减轻企业和家庭的税负。

　　这其中隐含着政策导向的转变，政府从自身投资转向了推动全社会进行消费和投资。2008年11月，国务院公布了规模达到4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可以说，在当时的环境下，那是一场及时雨。但是，依然有专家认为政府刺激计划过于侧重投资，对促进消费的力度不够；过于侧重政府投资和采购，而无法拉动全社会的投资和消费。

　　但是，后续推出的财政转移支付，就说明了政策取向开始发生变化，更多地开始利用市场恢复消费。

　　在城镇，政府公布投入120亿元资金提高中小学教师的工资，并且承诺继续上调约5000万企业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另外，政府还向7400万低收入者发放了一次性补贴。

　　在农村，2009年小麦和水稻的最低收购价上调了约15％，这也是政府为增加农村家庭的收入所作的努力。

　　这些财政转移支付政策应该会有助于提高家庭收入，并缩小GDP增长率与家庭收入增长率之间的差距。

　　展望2010

　　“我们预期2010年消费增长依然强劲。由于政府强有力的一揽子刺激计划，我们确信经济环境已经触底反弹，并且还会出现加速。”孙明春表示，“因此，就业和收入增长（消费增长的两大支持因素）的前景还会继续改善，从而为消费提供更加强大的支持。”

　　因为农民工的流动性过大，中国的就业难以计算。但从目前来看，政府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依然在发挥刺激作用，而从政策的目的来看，就是在2009年和2010年创造数以百万计的就业岗位。从2009年就业增长的走势来看，2010年就业市场依然能够分享政策红利。

　　一揽子刺激计划应该会通过增加就业和支持收入增长来帮助促进消费。

　　与就业同步增长的是家庭实际收入。野村证券曾预期2009年中国实际家庭收入将会增长10％左右。而就业和实际收入的增长，其结果就是家庭消费的增长，野村预计增速将会达到8％。

　　这样显著的改善并不意味着不需要政策支持，实际上，政府也一再重申将会继续加大对消费的政策支持。而提供直接的消费补贴和财政转移是中国经济提前复苏的重要原因，可以预见政府将继续执行该政策。

　　但从长期来看，政府有必要在未来采取积极措施，降低预防性的储蓄规模，这或许才是扭转中国经济增长格局的关键所在。

　　作为新兴市场国家，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还处于建设过程中。由于保障体系的缺失，中国人不得不加大储蓄来预防突发事件，许多农村地区还存在“养儿防老”的思想。

　　而庞大的预防性储蓄恰恰是阻碍中国家庭更多消费的主要因素之一。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政府在过去几年已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在过去两年里，政府已经显著提高农村人口参加医疗保险的参保率。从财政支出来看，自2004年以来，政府用于社会福利的财政支出每年增长超过20％，社会福利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已上升至14％以上。政府还将在未来三年内投入8500亿元进行医药卫生改革，以提高基本医疗保险覆盖面，并减轻家庭的就医费用负担。

　　以上种种，都是2010年消费增长的积极因素。

　　在乐观展望前景的同时，也要注意到中国的消费结构依然存在问题。在消费逆势上扬的2009年，由于农产品价格下跌以及农民工工资减少，农村居民的实际收入增速放缓。“因此尽管政府采取了家电下乡计划和一系列增加农民收入的措施，农村居民支出增速仍然放缓。”汪涛表示，2010年政府应该在改善农村消费能力方面做出更大努力。

　　农村消费增长存在着与城市截然不同的瓶颈，基础设施支持不足是阻碍农村家庭消费更快增长的重要原因。打个比方，中国部分偏远地区缺乏稳定的电力供应，导致了农村家庭不愿意购买家电。另外，农村缺少零售商店也让农村家庭不方便购物。更糟糕的是，公共交通缺失让农村家庭很难去城镇地区购物。既然基础设施瓶颈明显制约了农村消费，那么政府就很有必要重点改善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

　　在4万亿投资计划中，农村道路项目、农村电网改造和清洁用水工程等，将为农村消费的增长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