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地点：武大高级研究中心

　　采访人：　本报记者　刘婧婷　郑良中

　　采访对象：邹薇

　　人物名片：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首批人才创新培养试验区“国际数理经济与数理金融实验班”首席负责人，2000年霍英东优秀青年基金获得者。

　　2002年教育部优秀人才资助计划入选者,2005年入选教育部首届新世纪优秀人才计划。2005年被聘为世界银行“减贫与经济管理部”海外研究员。

　　金融危机带来的冲击不过一年，“后危机时代”的舆论就铺天盖地而来。危机过后，值得我们思考的是中国经济长期增长靠什么？本报记者专访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导邹薇，从各个不同角度谈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根本源泉与机制，涉及到收入分配的公平性，人力资本投资、腐败寻租等众多问题。

　　中国经济

　　长期增长靠什么？

　　我们国家现在强调要建立国家创新体系，我觉得这个提法就非常好。虽然可能晚了一点，但是晚提总比不提好。

　　长江商报：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速度令世界惊叹，怎样理解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内在源泉与机制？

　　邹薇：关于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机制,涉及到很多方面。推动经济长期增长，不可能依靠传统的生产要素，比如劳动，资本投入，这些要素尽管重要，但是都受制于收益递减率。单纯依靠这些要素的投入，很难实现可持续增长。

　　我认为长期经济增长，首先需要不懈地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人力资本一旦形成，就能够产生收益递增的效应。所以一定要有一些新的投入要素具有递增的效应，那么才能抵消那些传统要素的递减性，经济增长才能呈现出强劲趋势。

　　第二就是我们称之为内生的技术创新。

　　技术创新不可能是天上掉馅饼，它需要不断地投入和进行研究与开发活动。像工业革命这么浩大的技术创新，是长期知识积累的结果，它可能一个世纪才出现一次。

　　所以要探寻经济长期增长的源泉，我们要寻找的是像人力资本的积累，像技术创新等，才能推进增长。我们国家现在强调要建立国家创新体系，我觉得这个提法就非常好。虽然可能晚了一点，但是晚提总比不提好。

　　中国的经济，从改革开放到现在已经持续了30年的增长，这个增长可以说在全世界是没有先例的，也是日本、亚洲四小龙等别的经济体很难企及的。

　　在持续这么长时间的高增长中，经济的增长不可能完全靠资金的投入，完全靠物质要素的投入，来推动它持之以恒地发展。所以我们要比较深入地挖掘一些我们所说的能带动经济增长的本源要素。我觉得这个问题是非常值得考虑的，也是我们关于整个经济增长的一个大的判断，像现在我们也是处于一个经济转折点，应该从推动经济长期增长的趋势上去做文章。

　　中国的老百姓应该过上与中国的GDP这么高的数量和增长相适应的生活。我们的经济走到今天，不仅仅需要数据和好看的报表，应该是百姓是否从经济增长中真正得到了收获。这个才是经济增长的最终目的。

　　老百姓的生活与GDP不匹配

　　虽然很多人认为，伴随着经济快速增长，收入差距是在所难免的，实际上这二者之间并不存在简单的因果关系。

　　长江商报：经济增长是如何影响我们国家的收入分配的呢？贫富差距是经济增长造成的吗？

　　邹薇：首先随着中国经济30年来快速的增长，贫富差距问题确实十分突出，呈现出日益扩大的趋势。我们考察了很多层面，发现我们的收入差距在每一个层面上都呈现出扩大趋势。比如城乡差距已经比30年前扩大了若干倍，那时候城市收入与农村收入差距大概是1.7，现在保守的估计大概是3.5。

　　另外就是地区间的收入差距，沿海发达地区的收入水平远远高过中西部地区。我们在研究地区差距时，并不是简单地以地理位置来划分各省，而是采用新的划分方法，依据“初始技术条件”参数，把31个省市自治区分成发达俱乐部、欠发达俱乐部，最后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这两个俱乐部之间的收入差距呈不断扩大趋势。

　　形象地讲，我们发现中国收入分布的总态势并不是规则的一个“倒U型”，而是呈现出“双峰”，分别对应发达与欠发达俱乐部的收入水平。

　　第三个层面是行业间的收入差距的扩大。我们最初想从技能差异导致的收入差距来分析。在发达国家，比如美国，用大学生平均收入与高中生平均收入之比表示的“技能溢价”长期呈“W型”。我们通过对中国数据的分析发现，中国的技能溢价在1986-1992年期间几乎维持不变，1992年以后则出现小幅波动的锯齿状变化趋势，近年来还出现了下降之势。

　　可见，行业间的收入差距并不是由于技能溢价（高技能人才工资与低技能人才工资之间的比率）导致的。我们分析发现国有企业的收入水平和民营企业的收入水平有巨大的悬殊、垄断行业的收入与竞争性行业之间有巨大差异。因此，从各种指标去考量，都可以得出中国的收入差距确实是呈扩大趋势的。

　　虽然很多人认为，伴随着快速增长，收入差距是在所难免的，甚至于有人认为收入悬殊是经济增长太快带来的，实际上这二者之间并不存在简单的因果关系。

　　上世纪50年代，美国学者库茨列茨对欧美发达国家早期数据进行的研究发现，随着经济增长，收入差距应该呈现“倒U型”，刚开始会加大差距，但是慢慢会缩小，他后来得到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但是现在很多新的研究表明，其一，并不是所有经济都存在这种“倒U型”关系，有些经济可能出现的是“正U型”或其他形状；其二，“倒U型”的最高点并不会自动到来，有些经济可能长期处于不平等程度上升阶段；其三，收入差距太大对增长有很多负面影响。

　　从初次分配来讲，工资收入应占有更高比例，对于人的智力、体力、对社会的贡献应该提供应有的待遇。

　　长江商报：目前社会分配不公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邹薇：国民财富有两次分配，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从初次分配的角度来讲，人的劳动应该得到怎样的回报？社会的报酬体系应该给予劳动应有的回报和尊重。

　　从初次分配来讲，工资收入应占有更高比例，对于人的智力、体力、对社会的贡献应该提供应有的待遇。

　　我们的媒体很多时候报道农民工等弱势群体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实际上各个行业的劳动者很多都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哪怕工资收入每年只上涨一个点，一些年后，老百姓也能过上与人均GDP3000美元更加匹配的生活。现在多数百姓的生活与这个GDP是不匹配的。

　　二次分配的问题涉及到我们经常说的公共支出、转移支付、税收等。首先，我们国家税收的增长幅度远远超过经济的增长幅度，而且达到两倍三倍。

　　此外，二次分配时税收增长的幅度也大大超过GDP增长的幅度，甚至是两倍的增长，这是不正常的。比如武汉市的数据也常常是接近于三倍的差额。比如去年GDP增长是12.5%，但是税收就接近于30%增长。

　　个人所得税的上涨幅度非常的快，而且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的提议基本被冻结，这也是不正常的。因为这个社会收益的来源有多种，利润最丰厚的是国企，而我们对他们的税收征收是非常心慈手软的，反而对普通劳动者的税收非常高。我总是在想，中国的老百姓应该过上与中国的GDP这么高的数量和增长相适应的生活。

　　在二次分配中，还有个问题是公共支出和转移支付。我们的研究表明，城乡之间、以及农村各地之间收入水平的差距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公共支出的不平等导致的。像基础教育、基本医疗、社会保障等应该在公共财政支出中占更大份额、或者在GDP中占更大比重。现在有个比较普遍的现象：每当公共事业（包括教育，饮水、医疗等）供给不足，或者当严重灾害出现时，中央财政会给予支持，但是也总会把一些责任转移给民间，不论是企业还是个人。民间的慈善和爱心是应该做的，但是政府必须非常明确自己的职责。这两样是不同的，不应该用爱心替代责任，不应该用民间的行为去替代政府的职责。

　　我觉得要改变收入分配的不公就必须要双管其下。解决途径就是初次分配的时候提高工资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从税收来讲应该从更多方面加强利润税，对个人所得税则要依据通货膨胀来调整，同时对许多人群要采取税收的减免政策。转移支付应有很严格的财政规划和预算。

　　我们的经济走到今天，不仅仅需要数据和好看的报表，而应该是百姓是否从经济增长中真正得到了收获。这个才是经济增长的最终目的。

　　现在通货膨胀的压力已经很明显了，如果民众的收入水平停滞不变，那么GDP增长就没有落到发展的要义上去。

　　几个月前，通胀的预期就已经比较明显了，民众开始动用储蓄去买车买房，他们对涨价是有预期和担心的。

　　我觉得今年通胀会是比较严重的问题。春节期间消费需求会十分旺盛，但是开春后，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会显现出来。

　　人们不断积累技能，不断推出创新，改变产业结构和经济组织方式。整个经济波浪式的往前推进。

　　长江商报：人力资本投资会不会加剧贫富差距？

　　邹薇：这个问题涉及到两个不同的方面。一个方面是这个社会对于受到不同教育的人或者具备不同技能的人给予回报的体制是怎样的？比如你读更多的书，拥有更多的技能，社会应该给予你更高的回报。然后你回报社会的方式也更有生产性。

　　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简称经合组织）国家算出大学生与高中生的收入比例并不是水平线，技能溢价是有波动的，在大学生很少的时候，会很高，会吸引很多人去读大学。由于很多人上大学，就会有更多创新，就会出现一些新的产业，又提出新的技能要求。如计算机出现后，打字机就被淘汰了，会带动更多人去学计算机。这个波浪形的变动过程，每一次的波动都是一次产业的跌宕，就是一个新的产业出现了，原来的技能退出了，产业在不断提升，这样是一种良性的态势。人们不断积累技能，不断推出创新，改变产业结构和经济组织方式。整个经济波浪式的往前推进。

　　目前我国的数据显示出，我国技能溢价水平不高，并且近年来出现持续下滑，明显的表现是大学生收入水平偏低。虽然说技能溢价也是收入差距，但是这个差距是对知识、人力资本的回报，是有利于社会知识积累的。如果比例太低了，就会出现很多人不去考大学。这种现象如果持久就非常让人担忧，因为一个人吸收知识最好的年龄被错过了，随着产业结构升级，他已经不具备学习创新的能力，只能持续徘徊在低收入的群体中，这样是不利于社会收入差距的缩小的。

　　每个人的理性选择还是需要有些看不见手来引导的。国外的做法需要借鉴，如美国，义务教育阶段由联邦和州各级财政保障，小孩在上公立学校上是没有区别的。到了大学和更高阶段，录取依然是择优原则，但是在学费上穷人则有奖学金。不会因为经济问题让小孩子的梦想不能实现。

　　在美国，不管小孩子出生在哪里，整个社会教育的运行机制一定能确保他念完该念的书。比如奥巴马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童年的时候他是四处飘零，凭借奖学金去哥伦比亚读硕士，后来再次凭借奖学金去哈佛读博士，如果没有奖学金，他也走不到这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