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轮中国经济强劲反弹过程中，我们看到消费的增长似乎相当不错（尽管远低于投资的增长），是拉动经济的主要动力之一。去年下半年至今，剔除物价因素的零售额实际增长率一直在１５％以上，而这个数字即使在２００４－２００７这一轮经济高增长周期里，也只在１０－１５％之间。但具体看居民消费本身，一次性的政策刺激应起了很大的作用，包括减征汽车购置税以及“汽车下乡”、“家电下乡”、“以旧换新”等一系列政策。此外多项政策刺激楼市升温，也间接地对家居类消费起到刺激作用。例如１０月份，全国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销售增长３５．４％，建筑及装潢材料类增长２６．２％，均远远高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平均１６．２％的水平。

　　在不触动深层次分配结构的前提下刺激消费，短期增加的消费只能是将未来的消费前移，刺激政策导致的消费高峰过后，必然连接着未来阶段的一个消费低谷。

　　长期以来，流行的看法是，中国消费不振是因为二次分配中社会保障体系严重缺陷，因此社会没有建立一张安全的网，从而约束了家庭的消费欲望。

　　从这个角度开出的药方多集中在二次分配领域，如大规模投入资金完善城乡医保体系；降低各类收入群体的个人所得税，并简化税率档次；需要改善税收体系，增加对高收入群体课税；当然对于当下功效最为显著的可能是大幅度提高国有企业的分红比例，通过将垄断部门的企业储蓄直接转化为公共服务投入，实际上相当于间接增加了家庭部门的收入。根据测算，目前若提高国有企业分红比例至５０％可以增加居民收入大约２５５０亿元。

　　在我看来，如果我们改善收入分配的政策仍集中在二次分配的改良，本质上只是在政府模式纠错中“打转转”，依然未能抓住或者是回避掉了中国经济“高储蓄、高投资、低消费”的本质。

　　中国国民收入分配难以调整的核心在于初次分配。消费决定于收入，收入决定于就业，而就业决定于该经济体既有的增长路径和模式。只要经济增长依赖于投资驱动，政府的权力过大，企业的增长不跟就业挂钩，收入分配问题根本没法进行实质性调整。初次分配包括资本所得、政府所得和劳动所得等三个部分。在当前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过程中，较强的政府控制力需要政府税收比的高比重；当前企业的高利润是源于很多企业的垄断利润，而目前市场结构面临难以调整的困境。若企业的增长不是以就业最大化为目标，则会出现就业的相对不足，工资收入的增长不足，劳动收入占比根本没法调高。

　　“高投资必然高储蓄和低消费”。因为投资的经济决定着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必然偏向于政府和资本（要素）的实际掌控者，这是个经济规律。所以我们看到，在中国，政府和企业的高储蓄促成了高投资，而高投资反转过来又进一步做高政府和企业的储蓄，于是乎国内家庭形成的购买力越来越消费不掉投资形成的产能，就只能卖到国外去，变成顺差。投资的经济必然走向出口的经济。

　　冀望进一步加大投资，以消化掉前一期已经不能为出口吸收掉的储蓄，强行要重续这个循环，那么由投资而来的下一期新增的储蓄怎么办？不是意味着我们未来需要更多的外需或者投资来吸收吗？中国人自己在给自己造了一条高储蓄的“悬河”，这样走下去，中国的储蓄率还会越来越高，而消费率还会越来越小。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使中国实现消费转型的关键在于初次分配，而这决定于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中国产业呈现出超重化工化和资本密集化方向，必然使得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越来越偏向于政府和资本，劳动报酬和居民储蓄所占份额越来越萎缩。扭转这一趋势的根本只能靠经济模式的彻底转型。未来如果通过结构性改革来调节资源配置方向，抑制重化工和资本密集型行业粗放式增长；打破金融垄断，大幅降低私人部门和中小企业的税负，支持其向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转型。现代制造业的价值链做延伸，向上做原材料采购，做研发设计，向下做物流、做销售网络，做品牌和商誉、做零售就能够创造出吸收大量就业的现代服务业。从本质上讲，中小企业就是做就业的，做收入的。如此，微观上个体的效率决策，却可以创造出一个宏观上更公平和可持续发展的分配结构。大幅提高劳动者报酬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最终就形成了中产阶层的橄榄形社会结构。中产阶层是什么？那就是住房和汽车等耐用消费品市场，如果再加上社会保障和中国的城市化提速，这个基于收入的良性循环才能持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