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今年以来，在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与国内发展周期重合的特定背景下，中国发展改革面临严峻挑战。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全球蔓延，对中国发展产生严重冲击。这个冲击是全面而深刻的：它既是巨大的外部冲击，使深度参与经济全球化的中国难以独善其身；它也是深刻的内部冲击，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前所未有的挑战，在很大程度上使中国经济增长方式中的某些固有矛盾不断暴露并凸显。无疑，我们必须在后危机时代将这些暴露出的深层矛盾妥善加以解决，才能让我国的经济发展有所突破。而要解决这些深层次的矛盾，就必须要进一步推进改革。

　　即将到来的“十二五”，是全面建设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承上启下的重要时期，更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保持经济社会平稳转入科学发展轨道的重要时期，更是改革攻坚的关键时期。无论是实现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转型、社会建设的战略性推进、城镇化的加速发展、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任务，还是应对国际经济的深刻调整、巩固提升我国国际地位，都对改革提出了新要求。

　　改革，是必须的。然而，改革千头万绪，从哪里下手开始改？以什么为突破口？这才是当务之急。基于此，我们在本组有关改革的报道中，将重点放在了寻找改革的突破口上。

　　本报记者 童海华

　　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影响还远未结束，而只有改革才有出路。

　　这是众多专家学者和政府官员普遍的认识。他们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认为，在金融危机的倒逼机制下，我国经济结构到了“不调整不行”的战略选择期，需痛下决心，改革造成经济结构多年来“调不动，调不好”的体制性障碍。他们建议，当前最为迫切是要以“十二五”规划为契机，确立未来经济结构调整的战略目标和规划，全面推进我国经济结构实现战略转型。

　　多重压力倒逼迫改革加速

　　原深圳体改委主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副所长徐景安告诉记者，中国前30年改革的目标，应当说已经基本实现,综合国力大大增强,人民生活普遍改善。但是,新的矛盾、新的问题要求启动新一轮改革。

　　这些新的矛盾包括哪些方面呢？国家发展改革委体改司司长孔泾源在不久前召开的部分省、区、市经济体制改革座谈会上表示，一是对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转型提出了新要求。二是社会建设的战略性推进对改革提出了新要求。三是城镇化加速推进对改革提出了新要求。四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攻坚进入关键时期。五是国际经济深刻调整对改革提出了新要求。

　　而在大多数经济学家来看，当前主要“倒逼改革”的还是我国当前经济发展面临的深层次问题：经济发展方式依然没有真正转变。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认为，从近4年的实践看，“十一五”确定的经济增长方式目标在多方面进展不大。应当说，“十一五”关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政策导向是相当好的。例如：把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作为基本立足点；把调整经济结构作为主线；把促进增长方式根本转变作为着力点；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国家战略；把改革开放作为动力；把提高人民生活作为根本出发点，等等。

　　山东省社科院张卫国认为，我国长期存在“双高”问题，即高投资率，高投资率下的高增长率问题。我国在保增长中必须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把调整结构与产业升级放在更加突出位置，防止地方固定资产投资盲目扩张，坚决控制盲目重复建设。

　　抓住“十二五”契机尽快推出“一揽子”转型规划

　　迟福林、张卫国等专家指出，中国目前到了一个各种矛盾纠缠叠加的改革深水区，经济转型不能依靠“修修补补”的政策调整完成，必须把短期问题与中长期优化结构结合起来，实施“一揽子”改革方案，集中解决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建立与发展阶段相适应的体制机制，走出一条短期和中长期兼顾、标本兼治的新路子。

　　孔泾源近日也表示，要增强系统思维和战略思维，把握好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关系，科学确定“十二五”时期改革的战略定位。从科学发展的客观需要、深化改革的内在逻辑出发，明晰“十二五”时期改革的关键或重点。着眼于科学把握和扎实推进改革任务，进一步调整改革操作思路，完善改革工作机制。

　　迟福林认为，在经济形势逐步稳定，各种深层次矛盾仍然突出的情况下，应痛下决心，以即将到来的“十二五”规划为抓手，从中长期的发展着眼，全面建立未来经济转型的“一揽子”战略规划和实施细则，并以此为基础，推进相关制度和政策的一系列改革。

　　徐景安也认为,新一轮改革的任务主要有三项:一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二是改进政府公共决策,三是改善社会治理结构。从经济增长方式来看,目前,我国非科学的增长方式已达到临界点。

　　以“消费主导”的改革为突破口

　　在众多专家的答案中，当前最为紧迫的任务是扩大内需，因此，改革也必须以此为突破口，在促进消费方面进行改革。

　　迟福林认为，后危机时代的改革，是消费主导时代的改革，是走向城市化时代的改革，是公共产品短缺时代的改革，是低碳经济时代的改革，是推进政府转型时代的改革。

　　因此，迟福林认为，改革的突破口应该从上述5个方面来寻找。之所以把加快消费主导时代的改革摆在第一位，迟福林认为，这是改变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重中之重。

　　迟福林认为，当前，适应发展大趋势推进我国加快进入消费主导时代，既需要加快调整消费和投资的关系，更需要改革的重要突破。一是改革收入分配体制，全面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大幅提高居民在整个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二是加快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尽快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由此改变居民消费倾向；三是加快财税和金融体制转型。我国公共财政体制的框架刚刚形成，建设完善的公共财政体制还需要尽快推进相关方面的改革。此外，消费型金融体制的建立还尚未破题，金融体制转型与改革任重道远；四是推进投资体制改革，实现投资结构逐步由生产性投资向消费性投资的转变。

　　中国价格协会会长王永治在谈到如何管理当前通胀预期时也强调，当前最为重要的是要增加群众收入，而要增加群众收入，就要加快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他认为，当前的改革应是“理顺价格增加收入”的改革思路，在改革方案设计时，要考虑如何增加群众收入的问题。

　　对于如何增加人民群众收入，王永治建议，首先应提高工资水平，其次要适当提升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此外，要加大社保的投入，比如医疗保险的报销点可适当降低。要加大保障房的建设力度。通过以上手段，不断增加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

　　徐景安也认为，前30年改革的核心理念是发展第一,实现增长,把饼做大。所以,采取发展第一的方针是正确的。取得成功的原因也是产生问题的根源。为了实现增长,忽视了增长方式,发展成果公平分配的问题一直没有提到议事日程上。徐景安因此认为，下一步改革的突破口要解决发展是为谁发展的问题，让广大人民群众真正享受到改革带来的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