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嘉宾：陈方正
香港中文大学物理系名誉教授、中国文化研究所前所长、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竺可桢科学史讲席教授。
陈方正先生研究方向涵盖现代化比较、科技与现代化关系以及科学哲学，近年来致力于科学史研究。对近六十年中国科学的发展，他认为在航天、原子能、生化、数学、物理等领域都出了很多著名科学工作者，做出非常杰出的成绩。中国科学在今天的命题，是在追赶、模仿西方以外，更要追求科学上的新发现和开展技术上的应用。
中国科学发展面临崭新命题
时代周报：回顾过去六十年，你近年来致力于科学史研究，你认为中国的科学发展走过了哪几个阶段？
陈方正：粗略地以“文革”作为分界：从1949年到1969年这二十年是第一期，是前期，从1979年到现在是后期。在前期，科学发展的基本思想是自力更生：虽然国外回来的专家得到一定的任用，可是，凭自身的力量、努力来发展科学是主导思想，跟国外的交流因而相当稀少。但在当时极端困难的环境下，中国做出来的成绩却委实惊人：像原子弹、氢弹、人造卫星，还有大生物分子的合成等等，这可以说是飞跃的发展。
当然，那时候的科研气氛和今天完全不一样，是今天的年轻人所难以想象的。那时候，在理想主义的鼓动下，绝大部分年轻人都愿意无偿、无私地服从领导的安排、要求，为中国的建设无保留地贡献自己的光阴、才华乃至一生，对个人名利、前途、家庭幸福都毫不计较。当然，这种狂热的、清教徒式的理想主义有它的阴暗面，有它的流弊，不过，它的确发生了巨大作用，而在当时舍此并没有其他可以在同样时间达到同样目标的发展途径。中国在上世纪60年代能够做出那样的成绩来，是非常惊人、非常值得自豪的事情。
到了下一阶段，也就是从1979年开始，形势就完全改变了。这体现于中国科学发展面的拓宽，做出新成绩的领域也更多，不再限于国防或者一两个“攻关”项目了；更重要的是，和外界在各个不同层面、不同领域的交流也迅速发展，成为洪流，这些都非常好，非常重要。可是，改革开放带来了社会的“正常化”：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员不再会单纯为理想而奋斗、努力，献身科学研究，他们同样会有个人利益的考虑，和个人前途的追求。从长远来讲，这个思想上的大变是现代世界的大势所趋，不能说是坏事情。可是中国要充分适应这个大变，要在其中发挥更强大的科学创造力，恐怕还需要一段时间。
时代周报：改革开放之后，西方科学所发展的新观念，对中国的启发会不会更大一点？
陈方正：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主要是做一些实用的事情，这容易见效，而且是沿着人家已经走过的路再走一遍。当然，实际上也还得自己作一番摸索，还得有自己的贡献。那也不是容易的，中国在许多方面要建立先进的工业和科研体系就是如此。
中国科学在今天的命题，是在追赶、模仿西方以外，更要追求科学上的新发现，和开展技术上的应用。这比前一阶段要难得多，而且不容易见效。这是个崭新命题，因为前一阶段的进步把中国带到了一个新阶段，新领域。
科学发展亟需科学体制
时代周报：从生活层面上来讲，六十年来科学的发展对老百姓的生活改变有没有什么明显的特征？
陈方正：这问得很好。在1949年到1969年那个阶段，中国科学基本上是计划拉动的，是为重工业和军事工业服务，是从全局出发，为经济的整体打基础，对消费和人民生活的影响很间接，益处难以觉察。改革开放以后的科学和技术基本上是消费拉动的，和商业、经济的关系变得非常密切，这当然对经济发展起了极大推动作用。在过去三十多年里面，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发展得那么顺畅、迅速，当然有各种各样原因，例如物质报酬的诱因显然极其重要，甚至可能是主要因素，可是，另外也有一个因素是不可忽略的，那就是在“文革”前中国已经花了大力气为科学的整体打下基础，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自然比较容易。从这一点来讲，中国比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及地区，例如印度、东南亚、南美洲，都是优胜的。
时代周报：就目前发展的势头来讲，有这六十年发展的基础，未来中国科学的发展有什么可以展望的新方向？
陈方正：中国在前沿科学也跟西方竞争得很剧烈：那是最尖端的东西，大家都希望能够捷足先登，比如高温超导、生物工程、纳米技术(nanotechnology)、人工控制的核聚变等。核聚变和高温超导差不多，其潜力、前景非常诱人，但实际上会不会有结果，什么时候才有结果，那谁也不知道。在这两方面，我想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不见得有什么基本分别。但在生物科技和纳米科技这两个大领域里面，中国恐怕在很多方面还是远远落后于西方的顶尖实验室。这竞争非常剧烈，中国要在短期内追上去恐怕很困难。
现在科学发展的模式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在今日，无论是在生物科技、纳米科技或者其他重要领域，科技发展本身已经不再是几千几百人的事情，它已经变成社会整体的一部分，它不单单需要科学家和技术人员，还需要无数领域中不同物资、不同技术的整合，以及整一套与国家政策息息相关的科学体制。事实上，中国现在的科学体制本身还有许多弊病、问题，要和西方、日本争一日之长短，不但要投入大量人才、资源，而且体制本身就需要彻底地改革，否则仍然会徒劳无功的。在尖端科学的发展上，“将勤补拙”是行不通的。
换言之，科技发展是关系到国家和社会的体制、结构的，而中国在这方面恐怕也落后于第一世界很远，需要相当长时间才有希望赶上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