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秀中
　　
　　9月4日， 82岁的孙士华开始搬离位于成都量具刃具厂的家属楼。这里的人大部分已经都搬走了，小区马上就要拆迁。在二环路对面，早几年已经完成搬迁的旧厂区已经建起了商业楼盘。
　　在拔地而起的栋栋商品楼之间，红色的苏式办公楼被保存了下来，这栋楼将被改建成博物馆。在成片推倒的旧楼废墟中，这里还可以找寻到成都量具刃具厂乃至整个成都工业50多年的变迁历史。
　　9月15日，阿里巴巴旗下阿里软件成都运营服务中心正式启动。今年6月29日，阿里巴巴宣布将投资1亿美元在成都建设西部基地。阿里软件成都运营中心成为“再造一个阿里巴巴”计划的先行者。
　　阿里巴巴将在成都高新区购买200亩土地兴建基地。而在成都高新区，已经聚集了诸如英特尔、中芯国际等一大批著名企业。因此，阿里巴巴即将兴起的基地似乎又可以窥见成都产业发展的未来。
　　从一退一进之间，60年来成都的发展路径已经被清晰地折射出来。成都工业的标志从烟囱林立的东郊转移到高新技术产业聚集的南部和西部的高新区。而这背后引发的是一场更为深刻的变革：“全域成都”的统筹城乡发展模式。

　　城市形态根本转变
　　1953年，孙士华和2000多名哈尔滨量具刃具厂职工一起来到成都，这套人马包括了从工人一直到厂长的各个岗位，他们将在这里兴建一座新的工厂。而当时成都留给他的印象是，物质丰富、价格便宜，“3毛钱可以买10个鸡蛋”。
　　“成都以前一直是消费型城市，没有什么工业基础。”成都市发改委综合处处长李椿介绍说。而成都市经委提供的资料显示，1949年以前，成都全市工业总产值仅为1.08亿元，其中小手工业户1.4万户，占了全市工业总户数的98.8%；机械化、半机械化生产的工厂企业仅有一些规模很小的纺织厂、发电厂、提供修理服务的机械厂、汽车修配厂、农副产品加工厂、砖瓦厂。
　　孙士华刚到成都时，住在水碾河路，这里原本是为兴建第二汽车厂准备的生活区。那时候附近还都是农田，而且城里大多是低矮的棚户和瓦房。成都市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孙明介绍说，解放初期，成都的城区仅18平方公里。
　　转变出现在1953年，当时国家156个重点项目中有8个落户成都。成都量具刃具厂从1953年开始修建，孙士华介绍说，到1958年投产，厂里已经有4000~5000人。同年，一大批大型企业在成都东郊破土动工，东郊成为工业集中开发的热土。
　　1958年3月，成都量具刃具厂和国营715厂的西南无线电器材厂（后改名宏明无线电器材厂），分别迎来在成都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毛泽东和刘少奇的视察。
　　而此时，成都的城市形态发生了根本转变。成都市的规划起于1953年，1955年川康合省以后，国家批准成都市城市发展目标：省会，精密仪器、机械制造及轻工业城市。
　　孙明介绍说，1959年对规划方案进行了调整，扩大了城市规模，远期目标达到120万~150万人。而通过路网的调整和扩展，成都进入了“跃进”式发展，在紧锣密鼓的东郊工业建设热潮中第一次急剧膨胀。
　　经过“一五”、“二五”时期的大规模建设，成都工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产业配套逐步完善，电子、机械、冶金、化工、纺织、轻工、建材、食品等产业初具雏形和规模，奠定了工业的基础。到1965年，全市有工业企业2270户，实现工业总产值10.52亿元。
　　三线建设时期，四川是三线建设重点地区之一，成都是西南三线建设的指挥中心。从1965年到1976年，四川的三线建设共投入建设资金335亿元(按现市值估计约5000亿元)，占解放以来到1976年国家在四川总投资的80%左右。
　　按照中央部署，“一线”地区的一些重要企业迅速内迁成都，成立了四川齿轮厂等企业。同时，国家投资新建、扩建、改建了成都飞机公司、成都发动机公司等大中型骨干军工企业。这一批企业的调迁、兴建和投产，充实了成都工业的实力，提高了技术装备水平和经营管理水平，大大增强了成都机械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和军事装备制造能力，在全国同行业中占有重要地位。
　　而此时，成都工业产品的门类增多，生产档次亦相应提高，能够批量生产无缝钢管、汽车、机械成套设备、量刃具、化肥、基础化工原料、抗菌素等上百个现代工业产品。无缝钢管、抗菌素、量具刃具等一批现代工业产品在全国达到领先水平。同时，成都还成为全国四大电子基地之一和歼击机、雷达生产基地之一，到1977年，全市有乡及乡以上工业企业4010户，实现工业总产值36.53亿元。
　　“从建国初期到三线建设时期，成都的工业体系和城市经历了巨大的转型。”李椿说，成都由消费型城市转变为具有现代工业体系的城市，工业门类比较齐全，特色比较明显――以电子工业、机电等为代表，而不是以重工业见长。

　　东郊的辉煌和衰落
　　作为这场巨变的亲历者，孙士华当初并没想过会在这待上一辈子。初到成都时，出去吃饭，饭店老板说“煞过了（打烊了）”让他百思不得其解。而如今，他说话时，四川话和普通话，还有老家江阴的口音已经夹杂在一起。
　　事实上，当时孙士华和成都本地市民交往很少，相对于后者，东郊企业的职工形成独立的组织体系存在着，甚至与当地区政府“几十年老死不相往来”，东郊企业享受着荣耀，而且东郊企业职工的待遇是其他地方没法比拟的。
　　刚到成都时，孙士华每个月就有80元钱的工资，妻子1956年加入该厂，一个月38元。到上世纪60年代，两口子的工资加上奖金，一个月有130多元，这些收入不仅可以维持自己家里的生活，还可以帮补他的兄弟姐妹的学习、生活。
　　当时，作为中层管理干部的孙士华一个月有22斤粮，妻子是车间工人，在当时向一线工人倾斜的分配制度下，一个月有37斤粮。因此，即使在三年自然灾害时，他们也并未遭到饥饿的威胁。孙士华介绍说，当时厂里效益很好，创造的财富、上交利税一直排第一。
　　这种良好的效益在上世纪80年代更加明显。“天天排队要货，供不应求，几乎每个职工都有人找帮忙订货”，甚至孙士华家乡人也过来要求订货。他介绍了一个这样的场景：当时供应科的办公室，每个要货的人来订货时一般会递上一支烟，而一天下来，桌子上已经摆满了烟。
　　而在这个时期，成都工业迎来了鼎盛时代――在东郊不足4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就有169家，从业人员达15.3万人。无缝钢管产量居全国第一、电缆产量居全国第一、光学玻璃产量占全国的60%。
　　东郊成为成都工业发展的标志，在这里布局了一大批电子、机电制造等产业，先后聚集了253家中央、省、市属大中型企业。1990年，东郊工业总产值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52.4%，占全市国企工业总产值的75%以上。
　　不过，辉煌转瞬即逝。在享受“双轨制”带来的红利过后，市场经济体制确立，这些企业开始面临巨大的困境。“东郊开始衰落，市场经济确立后，企业机制很不适应，出现效益不好、下岗工人多、引发一系列社会矛盾。”成都市成华区发改局副局长肖伟说。
　　孙士华回忆，上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成都量具刃具厂经营开始出现困难，出口也受阻，此时公司还向员工集资应对。相对其他企业，成都量具刃具厂的处境还较为宽松一点。尔后成都量具刃具厂开始进行改制，每个职工可以购买1000股，不过，不到一年，孙士华将这些股份以13元/股卖掉了。
　　东郊工业区绝大部分位于成华区。东郊工业区的衰落更严重影响到当地的发展。肖伟说：“随着城市发展，修建的一环路穿过了东郊生活区，其他区域围绕一环路迅速发展起来，但是成华没有发展空间，错过了第一次发展机遇；二环路又从生产区穿过，同样成华第二次发展机遇也没有抓住。”
　　而此时，一个严峻的问题又摆在面前，在城市扩张以后，东郊工业区已经逐渐位于城市的核心区。而此时的工业区，烟囱林立，沙河上有很多排污口，环境正承受不堪之重。
　　成华区向省市领导汇报的调研材料这样描述：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和扩大，原来意义上的东郊已变成成都市中心城区的一部分。过度集中的工业企业，不仅使东郊的“三废”突出，“热岛”效应明显，城市环境受到严重影响，而且企业布局零乱，土地利用率低。不少企业厂房破旧、设备老化、工艺落后、经营困难。
　　不仅如此，由于计划经济时代遗留的体制与机制问题，使东郊城市功能难以完善配套，损害了城市形象，企业发展也受到严重制约。到2000年，东郊169户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资产322亿元，净资产106.6亿元，仅实现销售收入141.14亿元，净利润为－5979万元。
　　“80年代，流传找朋友要找420厂的口号；成都市区还都是低洼棚户，东郊就已经都是楼房。”肖伟回忆说，然而，在其他区域日新月异地发展时，引以自豪的东郊工业区开始没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