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忆及中国是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的创始缔约国之一，现已决定要求恢复中国在总协定的缔约国地位……中国准备同缔约各方就恢复缔约国地位问题进行谈判。”

　　一页外交照会，开启了中国对外经济新时代。

　　1986年7月10日，钱嘉东――时任中国常驻日内瓦联合国机构及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大使，将中国决定“复关”的外交照会，递交给时任关贸总协定总干事的邓克尔。

　　正是从这封照会开始，新中国踏上了“复关”――即恢复在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之路。在1995年，关贸总协定完全被世界贸易组织所取代之后，中国的“复关”之路演变成“入世”之路。当然，提交这封照会并不曾料到的是，我们的“复关”及之后的“入世”谈判之路整整走了15年。伴随这15年谈判历程的，是新中国从外贸体制着手到经济体制改革的一步步深化。

　　2001年11月12日，是新中国成立60年必须要记住的重要时刻。在卡塔尔首都多哈，时任中国外经贸部部长石广生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文件上郑重地签下自己的名字，中国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第134个正式成员。这意味着，中国开始真正与世界经济并轨。

　　在“复关”决策掀起新中国对外经济的序幕后，时至今天，我们已全面融入到多边的全球经济体制中。今天的中国，在连续多年取得高位经济增长后，已毫无疑问成为世界经济的主流。中国WTO研究资深专家、中国WTO研究院院长张汉林评价说，中国改革开放30年，建国60年，加入WTO是最重要的标志性事件之一，它使中国对外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让我们更大程度地融入到经济全球化之中，成为国际经济与政治关系中极其重要的一个角色。

　　决策

　　尽管钱嘉东大使是在1986年7月10日代表中国正式提交复关申请照会的，但事实上，这一“复关”决策的做出，在当时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它的提出，经历了整个第六个五年计划，经过了国内的反复讨论。

　　历史证明，这一决策是改革开放的必然选择。事实上，从1971年开始，我国在联合国以及其他国际组织的合法席位相继恢复，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进，加强同包括关贸总协定在内的国际组织的联系已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大势所趋。

　　1982年，对外经济贸易部会同其他相关部委向国务院上报了《关于参加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请求》。而对于这一段历史，前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在其回忆录《突围――国门初开的岁月》中披露了这份请示的内容：“目前，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我同关贸总协定成员国的贸易正在发展，其贸易额已占我外贸总额的80%左右。因此，不管我是否进入该协定，总协定的有关决策对我都有直接、间接的影响和利害关系，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恢复我席位之后，我国进入总协定问题客观上势必要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时任关贸总协定总干事的邓克尔对中国较为友好，他认为中国当时的主要创汇产品集中于石油、农副产品、纺织品。其中纺织品是中国的主要外汇来源。邓克尔建议中国不妨先从纺织品行业入手与关贸总协定发生联系。

　　1981年7月，作为纺织品大国，我国首次以观察员身份参加关贸总协定主持的国际纺织品贸易协议谈判，并于1984年正式加入国际多纤维协议（MFA）。在加入MFA之后，中国从许多关贸总协定的缔约方那里获得了纺织品出口配额，这为当时中国纺织行业带来了较大利益，也正是这一点，更促使中央下定决心，积极参加关贸总协定的活动。经过大约4年的准备，1984年，中国常驻日内瓦代表团新增设了一个关贸组，开始对中国加入关贸总协定做技术上的准备。

　　1986年，关贸总协定举行部长级会议，决定发动新一轮的多边贸易谈判。在这个契机下，中国发出了决定恢复在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的外交照会。

　　张汉林认为，中国在上世纪80年代初做出复关的决策，深层次的原因是为了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是为了给改革开放创造一个更好的外部环境。最直接的原因是，在确立了对外开放路线后，中国急需解决对外贸易的发展问题，当时外贸出口是获取外汇的最主要的来源。中国企业在进行对外贸易时，事实上面临着信息不畅的困境。关贸总协定的一个功能是可以为各缔约方提供国际经贸方面的政策信息。

　　历程 “从黑头发谈成了白头发”。这是中国“入世”第四任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对中国入世进程的一个形象描述。从1986年到2001年，中国与各缔约方经历了整整15年的艰苦谈判。

　　张汉林告诉记者，事实上，对于最初的谈判计划，我们并没有一个预期时间表。1986年，关贸总协定启动了乌拉圭回合谈判，最初期望值是争取在这轮谈判结束时成为关贸总协定的一员。

　　在1989年之前，谈判进行得相对顺利。一方面中美关系相对良好，美国的战略意图比较清晰。在冷战尚未结束的背景下，中国经济改革的步伐在转轨国家中相对来说是较快的，这在客观上有利于中国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谈判。另一方面，当时，中国与美欧等贸易伙伴的双边贸易处于初创阶段，摩擦和纠纷不突出。美欧等主要经济体对中国复关谈判的关注，主要集中在贸易政策透明度、关税减让、改革时间表等方面，对国内政策与外汇政策涉及不多。

　　张汉林介绍说，1989年之后，随着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制裁，复关谈判受到了很大的影响，直到1992年之后，才开始恢复全面的谈判。值得关注的是，1992年底，中国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与此同时，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也基本确立了方向，各成员国对与中国的谈判应该有多大的要价也比较明确，这些都客观上有利于中国的复关谈判。但另一方面，冷战之后国际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我国的复关谈判成了一些发达国家试图制约中国的砝码。1995年1月1日，世界贸易组织成立，遗憾地是，我们没有在1994年底完成入关谈判。

　　1995年12月31日，关贸总协定完全被世界贸易组织所取代，中国的复关谈判演变为入世谈判，所涉及的成员方越来越多，程序更加复杂。1997年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第二任期开始后，中国的入世谈判相对加快，但到了1999年，谈判又开始进入了停滞期。这一阶段的调整时期对于中国来说最为困难。因为越到谈判后期，中国到底应承担什么样的义务越难达成一致。最终，2001年9月，中国已经同全部要求谈判的国家达成了协议，2001年11月12日，在多哈举行的WTO第五次部长级会议上，与会代表投票通过了中国的入世议定书。

　　谈判

　　中国入世谈判涉及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以及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和经济政策制定与执行各个方面。在整个谈判中，哪个领域的谈判较为艰难呢？

　　1994年前，主要是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那时的谈判虽然很困难，但对中国来说，却相对容易解决，并没有延展到中国国内经济体制改革等方面，更多地局限于货物贸易领域，服务贸易基本没有涉及，但很遗憾我们当时没有抓住机会。1995年之后，中国的谈判变成加入WTO的谈判，整个谈判从货物贸易扩展到报务贸易、投资等多领域，从而复杂得多。

　　而在具体谈判环节上，各主要经济体对中国要求各有不同。其中与美国的谈判最复杂也最难。张汉林告诉记者，最难的地方是在中国贸易政策、经济体制改革以及中国开放市场的程度方面。中方当时的底线是承担发展中国家应当承担的义务和责任。应该说随着谈判时间的推长，中国承担市场开放义务的能力也在增加，中国最终也能基本接受谈判方的要价。

　　欧盟作为全球另一个重要经济体，与美国相比，在具体的细节上对中国的要求稍有差别。以汽车业为例，大众等欧盟企业进入中国较早，在中国已经有一定的市场地位，对于整车、零配件的关税税率及配额许可证取消的时间等问题，欧盟要求并不多，它希望开放的时间可以再慢一些，这样能保护其汽车投资厂商的利益。但在服务贸易方面，如保险、金融、分销业等领域，欧盟对中国所提的开放要求更为强烈。如以麦德龙、家乐福等为代表的欧洲批发零售业强烈要求在中国能够独资控股。法国最大的零售商家乐福，当时是以连锁经营的方式进入中国市场，随后演变为特许经营模式。直到中国加入WTO后，它才能以独资或控股的形式在中国运营。

　　尽管面临艰难的谈判，我们也作出了一定的让步，但张汉林告诉记者，我们在谈判中始终坚持一定的底线。如金融业的开放我们是有限度的，人民币的自由兑换、资本项目的自由兑换，我们始终没有承诺。证券市场并没有全面开放，而是有限度地允许外资进入，在股权和地域范围上对其进行限制，这就有效地保护了我们资本市场的相对完整性。也正因如此，我们的A股市场没有受到此次危机中国际金融市场动荡的影响。外资不能自由流入流出中国的资本市场，保证了我们金融市场的稳定性。

　　正果

　　2006年中国即将结束入世过渡期，世界贸易组织对中国进行了全面的贸易政策审议，认为中国很好地履行了入世承诺，其他WTO成员对中国的入世成果也都给与了肯定。一个明显数据是，从中国入世的2001年到2008年，中国年进口增长都在30%以上，远高于全球10%左右的增长速度。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对外贸易的固有特点，即进出口关联度较高，中国进口规模的扩大，也降低了出口产品的成本，反而使中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进一步增加。中国事实上形成了与全球经济的良性循环。

　　目前，中国入世已经接近8年的时间，中国的经济总量已跃居全球第三位，对外贸易上升到全球第二位，外汇储备全球第一。尽管在漫长的15年谈判中，国内对于中国是否需要加入WTO,以及以多大代价加入WTO的争议一直都存在，国内也一度有“狼来了”的提法，但从当前中国经济所具有的强大规模与实力来看，作为全球化的直接受益者，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的好处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加入WTO改善了中国的外部市场环境，与此同时，我们也为入世做出了大量的承诺，国内市场的开放使大量跨国企业进入中国。当年入世谈判时我们最担心“狼来了”的领域，如汽车、金融、零售等，今天来看，反而都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此次经济危机中，美国三大汽车巨头相继面临破产危机，但中国的汽车市场反而一枝独秀，撑起一片天空。今天，家乐福在中国有138家门店，沃尔码在中国有155家门店。在中国居民消费能力逐步提升的背景下，家乐福与沃尔码等跨国企业将大型超市业态带到中国，并“培育”出物美、华联等中国本土的零售巨头，直接带动了中国零售行业的发展。而作为全球最大的金融企业花旗集团，在中国入世后，已分别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天津、成都、杭州和大连拥有8家分行，27家零售银行网点。在给中国带来先进的金融理念的同时，这个金融巨头显然不可能压垮中国的同行。

　　作为WTO领域的研究专家，张汉林认为，中国当前取得的经济成就充分证明，中国的复关决策是一个完全正确的、重要的战略选择。入世加快了中国对外开放的步伐，使中国更好地融入到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之中，使中国更好地分享全球化带来的利益。这也促使中国的综合国力迅速地提高。而当前全球面临的金融危机恰恰证明，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所积累的实力和成果，我们很难在这场危机中应对自如。在这场危机中，虽然中国的经济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但在大的经济体中，中国受到的伤害最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