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经济已经进入全面复苏阶段，经济进入新一轮的上升期。

　　和以往一样，新一轮经济上升期价格变化将大致分为A、B、C三个阶段。A阶段的特征是：CPI月度值由负转正，逐渐向3%爬行，这是扭转经济下滑趋势、实现8%～9%的增长速度的条件。经验表明，即使把CPI上涨0%～3%称为通货膨胀，那也是温和的、必要的，这时的货币政策取向和具体措施操作都应当保持“适度宽松”。

　　今年下半年，我国CPI将运行在A阶段，负转正后，估计不会出现大幅度上涨。因此财政货币政策的近期取向不必改变，为了降低货币和信贷超常规增长带来的潜在通货膨胀风险，货币政策的具体措施操作譬如公开市场业务可以采取偏紧一些，明年和以后几年要根据情况变化做出与时俱进的决策。

　　A阶段，通货膨胀风险不大，面临良好的价格改革机遇。此阶段价格改革可考虑：逐步放开汽油、柴油价格；提高粮食、水电、燃气的价格等。

　　经济进入新一轮上升期

　　在强有力的宏观经济政策推动下，我国经济增长于今年一季度结束了第三个10年周期（中波）的下降调整期，从二季度开始进入新一轮经济周期（第四中波）的上升期，目前已经进入全面复苏阶段。

　　微观经济全面活跃：微观主体信心不断提高；资本市场大幅上涨；消费品市场持续旺盛；房地产市场快速升温；行业景气不断提高。

　　从宏观经济分析，宏观经济已经明显上升，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货币信贷超常规增长；总量经济触底回升；就业机会逐渐增加；财政收入增长由负转正。

　　在外贸依存度依然较高的情况下，国内经济复苏能否持续还要看外部环境是否改善。从美国经济体和非美经济体二季度以来的先行指标逐渐转好，行业和市场逐渐活跃，金融企业效益逐渐改善等新的变化情况来看，欧、美经济有可能在今年三、四季度触底回升，需求萎缩的程度可望降低。外需环境相对改善，会逐步改变我国出口负增长的状况，这对我国经济下半年持续复苏形成一定程度的外部支撑。

　　从历史经验看CPI变化的新趋势

　　在1978年到2008年的31年中，GDP年均增长9.9%，CPI年均上涨5.68%，经济增长的价格弹性为1?0.5737。就是说，从长期看，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每增长1个百分点,需要0.5737个百分点的物价上涨来支撑，这个物价上涨实际上是经济增长的代价。

　　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经济增长的物价上涨代价是不同的。我们以亚洲1997年金融危机为界，之前为短缺经济，之后为结构性有效需求不足经济，得出的研究结论是：短缺经济伴随较高的物价上涨，需求不足经济伴随较低的物价上涨。前20年，GDP和CPI分别年均上涨10.57%和7.94%，经济增长的价格弹性为0.75，后11年分别年均上涨9.573%和1.56%，经济增长的价格弹性下降到0.16。这说明，短缺经济转为结构性有效需求不足经济后，CPI持续上涨的强度明显降低，经济增长的物价上涨代价降低。

　　从3个中波上升期GDP和CPI之间变化的关系看，CPI见顶比GDP见顶晚大约1年。第一中波GDP见顶在1984年，峰值为15.25，CPI见顶在1985年，峰值为9.3%。第二中波GDP见顶在1993年，峰值为14.2%，CPI见顶在1994年，峰值为24.1%。第三中波GDP见顶在2007年，峰值为13%，CPI见顶在2008年，峰值为5.9%。3个中波的动态变化显示CPI峰值呈现下降趋势，这个趋势可能会在第四中波得以延续，CPI峰值有可能控制在5%以内，至少不再重现两位数。

　　三大因素影响物价变化

　　从供给因素来看：

　　一是农产品持续供给能力强，供应充足。今年上半年，夏粮增长2.2%，根据气象部门提供的资料判断，今年秋粮将保持增长，全年粮食产量在前5年增产基础上将出现第六年丰收，即使保持在去年52871万吨的产量水平，今、明两年的粮库也会比历史上任何一年都要满。更为重要的是，“无税农业”的政策效应，不仅建立了农民种粮的长效机制，加快了规模化种粮步伐，而且也促进了农业科技进步。最近几年，不仅袁隆平的杂交水稻产量不断增加，而且小麦和玉米新技术大幅度提高了产量。从全球看，去年上半年国际市场米价暴涨促使美国、印度、越南、泰国和其他主要产粮国大幅增加播种面积，这会增加近两年全球粮食的供给和库存。农产品特别是粮食内、外供给充足，必将限制占权重超过70%的CPI上涨的幅度。

　　二是工业品产能较大。受短期危机的影响，工业提供的消费品的供求关系可能出现短期调整，促使包括汽车、电脑、彩电、空调、冰箱、洗衣机和其他耐用消费品的价格上涨。但因产能较大，企业会很快向市场提供新的供给。这会对此类消费品的中期价格上涨发挥抑制作用。

　　三是出口规模收缩。在国际金融危机之中和之后，欧美发达国家居民储蓄率提高、消费率下降，必然减少对我国产品的需求。这会迫使我国外贸企业将部分商品由出口转内销，从而增加国内市场的相对供给，平抑国内商品的价格。

　　从成本因素来看，在新一轮经济上升期，创造商品、服务的成本，既有增加因素，也有减少因素。增加因素主要包括：开征和提高资源税和环境税增加外部性成本；工资和财务费用提高增加内部成本；国际原材料涨价增加投入成本等。但是，也有一些因素促使成本减少，其中最重要的是效率提高对降低成本的贡献。效率提高不仅可以增加有效供给，而且可以减少投入，特别是减少资源投入。资源价税提高，虽然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需求，但会促使资源使用者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通过更多的技术含量来增加附加值，从而降低单位产值资源消耗成本。我们既要看到资源稀缺程度越高则价格越高，也要看到用最小资源投入获得最大经济产出会促使价格下降。新一轮经济上升期可望出现效率提高的前景，这是因为：越来越多的知识劳动者进入生产过程，生产商品和服务的技术进步加快；信息化、规模化经营和企业集中程度提高；地方统一市场加快形成减少壁垒，资源流动加快，物流成本降低等，都会产生增加供给和降低成本的效应。

　　从货币因素来看，货币供应量快速增长，无疑会创造出巨大的商品和服务购买需求，与前几次经济上升期相比，可能会产生空前高涨的消费需求，从而推动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快速上涨。但是，这种影响可能与以往不同：一是对PPI和资产价格影响较大，对CPI影响较小；二是对服务价格影响较大，对商品价格影响较小；三是对非食品价格影响较大，对食品价格影响较小。这主要是由于资产和服务（如医疗和老年服务等）的需求增长快于供给增长，而消费品特别是食品的供给增长快于需求增长。

　　经济上升期各阶段价格调控应有不同策略

　　和以往一样，新一轮经济上升期价格变化将大致分为A、B、C三个阶段。

　　A阶段，CPI月度值由负转正，逐渐向3%爬行，这是扭转经济下滑趋势、实现8%～9%的增长速度的条件。经验表明，即使把CPI上涨0%～3%称为通货膨胀，那也是温和的、必要的，这时的货币政策取向和具体措施操作都应当保持“适度宽松”。

　　B阶段，CPI在3%和5%之间行走，这时要注意防范通货膨胀风险。货币政策取向可从“适度宽松”转为“稳健”，具体措施实行偏紧操作。

　　C阶段，CPI越过5%继续上行，货币政策取向转为“从紧”，具体措施操作更紧，上行速度越快，越要加大紧缩的力度，同时，财政政策改变“积极”的取向，根据情况选择“稳健”或“从紧”。

　　今年下半年，CPI将运行在A阶段，负转正后，估计不会出现大幅度上涨。因此财政货币政策的近期取向不必改变，为了降低货币和信贷超常规增长带来的潜在通货膨胀风险，货币政策的具体措施操作譬如公开市场业务可以采取偏紧一些。明年和以后几年要根据情况变化做出与时俱进的决策。

　　A阶段，通货膨胀风险不大，面临良好的价格改革机遇。此阶段价格改革可考虑：逐步放开汽油、柴油价格；提高粮食、水电、燃气的价格；等等。

　　B阶段，累积的物价上涨压力增大，要管住货币供应，控制银行信贷和财政开支，稳定市场供求。此阶段，可考虑逐步增加商品特别是粮食储备，以备未来应付高通货膨胀。

　　C阶段，要逐渐加大控制通货膨胀的力度，合理调节商品供给和需求、收入和物价之间的关系。可考虑：动用商品特别是粮食储备，增加短期供应；给城市低收入家庭发放物价补贴；给农民发放生产资料价格补贴；增加商品进口，调节国内市场供求关系。

　　（作者为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